写作是人人办得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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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叶圣陶先生曾经说：我当过教师也做过编辑，当编辑的年头比当教师长，如果别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说是编辑。爷爷当教师的时候教的主要是语文，当编辑的时候为青少年编杂志、编书籍、编教科书，比较起来其中涉及语文知识方面的相对要多一些，因此无论是在做教师的时候，还是在做编辑的时候，无论是讲课，还是写文章，写作都是爷爷经常要提起的一个重要话题。最近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把爷爷一些有关谈写作的文章编成一集，书名定为《写作常谈》，我觉得这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

《写作常谈》，叶圣陶 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10月。

写作看起来是个挺大的题目。从古至今，有关写作的专著从来就不少。那些专著里，写作还是个让很多人都望而生畏的词儿，以为那是只有文人才能做的事儿，轻易不敢动笔。爷爷偏不把写作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的教学经验和编辑经验告诉他，在和同学，和老师，和编辑出版界同人说写作的时候，最先要打消的就是大家对写作的顾虑。爷爷说：“这是一道关，学习写作的人首先要打破它，打破它实在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它只是思想上的一个小疙瘩。咱们只要在思想上认清，小疙瘩就解除了，关就打破了。”至于怎么打破它，爷爷说：“习作的目的不在学习写文章，预备做文人。”因为，“无论什么人都生活在人群中间，随时有把意思情感发表出来的需要。发表可以用口，可以用笔，比较起来，用笔的效果更大。因此，人人都要学习用笔发表，人人都要习作”，而且，“写作并不是了不起的事，是人人办得到的事”。

都说爷爷是语文大家，这位语文大家在和大家谈写作的时候，却写了很多小文章，说的也大多是一些极平常的话。咱们不妨选一些文章的题目来看看。为了让大家放下包袱，他写了“写作是极平常的事”；为了教大家怎么开始动笔，他写了“写文章跟说话”“写话”“照着话写”“写加了工的话”；为的是让大家知道，写作无非就是把要说的话写下来。至于应该怎么写，他又告诉大家“写作要有中心”，在“拿起笔来之前”，要“想清楚后再写”。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开头和结尾”，怎么“安排句子”，文字要“准确·鲜明·生动”。在你按照他教的步骤把文章写好了后，他还要你“把稿子念几遍”，告诉你“修改是怎么回事”，和你说说“文章的修改”。上面提到的这些文章，只是爷爷和初学者谈写作中的几篇，少则几百字，多也不过千把字，他把道理和大家说得清清楚楚，把方法和大家讲得明明白白。只要照着去做，多多练习，相信就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的人，也会渐渐有了自信，慢慢地学会写作，而这些文章中所说的，就是这位语文大家一生都在做的事情：普及写作知识，提倡人人写作。

关于写作，爷爷写的当然不止我这里说的这些短文，在父亲叶至善先生编的《叶圣陶集》的文学评论卷里，就收录和集成了第九卷《论创作》《文艺丛谈》《时挂心间》，第十卷《揣摩集》《读后集》《文章例话》等。其实爷爷写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他写过《这样写作》，和外公夏丏尊先生一起合作过《文章讲话》《文化七十二讲》《文心》，这些书至今都被语文老师看作是经典的必读书。《文心》这本书是夏丏尊和叶圣陶两位老人家专门为中学生写的，他们用孩子乐于接受的形式，用三十二个故事述说了关于写作的基本知识，这种教授作文的方法在当年是一个创举，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一版再版，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突破它。我上面提到的这几本书，大多是爷爷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的，如果哪位朋友在看了这本《写作常谈》之后，还想了解爷爷关于写作的更多论述，市场上应该还可以买得到，因为这些年来这些书没有断过档，一直有各出版社再版。

我出生在一个编辑家庭，爷爷做了七十三年的编辑，父亲做编辑也有六十一个年头。他们父子两个对编辑工作的热爱、执着和精益求精，称得上是为编辑的一生，编辑就是他们的生命。说来有些奇怪，生在编辑家庭，自己也是编辑，面对着每天都要接触的文字，我却满怀着敬畏。比如“写作”和“作品”这两个词儿，在我心里就有千斤重。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庄严很郑重的事情，更不是随便一篇什么文字，都可以拿“作品”来冠名的。

叶圣陶

父辈至善、至美和至诚他们三兄妹，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和爷爷学习写作文，后来集结出版了《花萼》和《三叶》两本散文集。父亲在为这两本散文集写的序里，把他们的练习称为“习作”，把他们的书称为“作文本”，称为“集子”，却没有说过他们是在写作，也没有说过那些散文是他们的作品。看起来那个时候父亲就非常谨慎，在他看来，“写作”和“作品”这样的词儿，也不是可以随便用来冠以自己的文字的。尽管父亲在为别人编书之余，见缝插针地写过不少科普文章，出过几本散文集，写过四十几万字的爷爷的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其中的许多文字真的非常独到，有自己的风格，好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作品了，可是他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说过“我在写作”，或者“我的作品”这样的话。父亲的谦虚谨慎是发自内心的，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从小时候起，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两个抹不去的背影：一个是爷爷，一个是父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论什么时候走进他们各自的书房，都会看到他们趴在自己的书桌前，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在修改稿件或书写文字。爷爷和父亲房间里的书桌都面对着窗，阳光常常洒满书桌，暖暖的可人爱，以致爷爷晚年给《文汇报》写的一系列有关教育的随笔，起名就叫“晴窗随笔”。不同的是爷爷的书桌永远干净整齐，除了台灯，纸墨笔砚各就各位，伸手可得。在爷爷的面前，除了要处理的文章，一件多余的东西都没有；父亲的书桌永远乱七八糟，上面堆满了书籍和稿件，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他心里有数，你看着乱，可不能帮他收拾，一动他就找不到了，还会和你发脾气。有一点爷儿俩完全相同，那就是都太投入了，就像爷爷自己写的两句诗，“此际神完固，外物归冥邈”，意思是说，因为精神太集中，外界的事情离我已经很远很远了。尤其是到了晚年，爷爷的听力越来越差，我怕惊到他，只要有事，都会小心翼翼地走到他面前，轻声地招呼他。就是这样小心，有时候还是会吓到他，他惊愕地抬起头望着我的眼神，总会让我愧疚不已。后来每次来到爷爷的房前，我都会收住脚步，探出身子看看，如果看到他在做事，就轻轻地退身出来，不去打扰他。我告诉自己：他在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