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视点！福老话就是潮汕话吗？这可要从闽人移潮的历史谈起了

公元前355年，楚灭越，有部分越国人沿海路向南迁播，给闽粤地区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结果，在本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浮滨文化，戏剧性地突然消声匿迹，一种几乎覆盖着整个岭南地区的新的文化类型取代了它。

这种新的文化类型以大量越式青铜器和夔纹陶为特征。在本区，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明显有越国文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石器中出现了犁、锄、铲、大型锛等农具，而且有青铜农器发现。这说明了越人的先进稻作技术已经在本区传播，本区稻作农业的经营规模大大超过前一阶段。 

秦王朝对岭南百越之君的征服行动，似乎未曾波及本区——至少在今天，尚没有十分确凿坚实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本区属南越辖土，考古文化的面貌，与珠江流域大致相同。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习俗上已经越化。但是南越国的各项制度，都仿效秦汉，郡县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越在南海郡增设揭阳县，本区的行政建置，就从这时开始。中原人也在这时候从南越转入本区。 

(资料图片)

上面列举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于本地区的诸文化类型，是由很不相同的文化特质构成的。我们决不能忽视秦汉以前在本地区存在过的诸文化类型对潮汕文化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潮汕方言词汇中的少数与壮侗语、苗瑶语同源的底层词。但是，我们更不能模糊在本地区存在过的诸文化类型的质的差异，将它们视为一脉相承的一个文化系统。

中原汉人与潮汕文化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地区有所影响。然而，即使到汉代，这种影响也还是通过南越间接传入。而且在这一时期，本地区文化的汉化程度，也远远不及珠江流域。 

解放后，本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有揭阳埔田鼎盖山、揭阳玉窖三虎山、澄海龟山和潮安二塘龟山。其中澄海龟山遗址可能是汉政权的一处官署，但出土遗物一些仍有越文化的风格，其它遗址则土著风格极为浓厚，应该是越人的居址。墓葬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只有揭阳白塔宝联寨山一处木椁墓，是岭北传入的葬式，随葬品汉式和越式兼而有之，可能是汉人或者是汉化程度很高的越人的墓葬，其它墓葬的随葬品，仍以越式居多。可见，即使到汉平南越之后，进入本区的汉族人仍然很不多，他们与本地的越人杂处，有部分越人逐渐汉化。

汉人的移入，为本地区带来了全新的建筑形式。在韩江东溪出海口附近，龟山之麓，新居民利用低矮山岗，平整了几级平台，营造起三合院型的汉式建筑，梁架结构，夯土墙，瓦顶，高敞堂皇。汉式聚落景观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本区地理景观上最大的变化。

从考古遗存中，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本区与广东各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与福建地区却有很大差别。 晋唐时期，中华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东晋义熙九年（413年）置义安郡是本地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它说明本地在编人口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多数是来自南迁中原移民。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地区发掘了东晋六朝砖室墓近10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认为这种情况表示当时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融合统一，土著文化已经逐渐消亡。但是，本地土著在隋唐仍以十分强劲的力量与中原移民对抗，而且直到宋元时期，汉文化已经成为本地主流文化，土著民族也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以为这一阶段汉文化与本地的土著文化已经融合统一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在我们看来，这些墓葬显示的文化风格，倒是反映了汉族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疏远。 

其二，隋唐之交，广州俚帅杨世略据有潮循二州（《新唐书·高祖记》），土着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与58姓军校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实际上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这场较量，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告一段落。它推动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汉文化在本地的传播。 但是，本地的蛮僚还保留着强大的力量。直到长庆三年（823），礼部尚书郑权就任岭南节度使，韩愈为他写了《送郑尚书序》，还特别为他介绍了本地蛮僚的情况和节制他们的办法。他说：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相和，风屯蚁杂，不可爬梳。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剃而禽尔（从犭）之，尽根株痛断乃止。南州当包括潮州在内。可见当时蛮僚虽然已受羁縻，但仍不容易管辖。 

其三，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贬潮，在本地区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韩愈在潮州 8个月，却为潮州人做了不少好事，兴办乡校最为人们所熟知。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 并举荐赵德为教师。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记》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他的说法，自元代以来，多有人反对。其实，苏轼并非把韩愈贬斥以前的潮州视为文化荒野，他在《与吴子野论韩文公庙碑书》中也说到：“潮州自文公未来到，则已有文行之士如赵德者，盖风俗之美久矣。”《潮州韩文公庙记》只不过是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把韩愈看作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的儒家文化的代表、看作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这是无可非议的。 上面提到这三个情况，标识着晋唐时期中原文化和本地土著文化的交融不断深入的三个阶段。

福老与潮汕文化

实际上，汉文化的潮州地方亚型，尚赖宋元以后福建移民的迁入，才逐渐形成。闽文化的西渐和潮州的福老化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

福老：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带，讲闽南方言的汉族人。

饶宗颐教授说：“福老初非潮州土著，大率来自福建，而间接徙自晋豫，与客家同为中原遗族，惟客家播迁于山岳地带，而福建老则循海岸线由闽迁粤。”（《潮州志·民族志稿》）

宋元时期，闽文化空前繁荣，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地区影响的力度加强。由于闽人对本地区规模空前的移民，闽地风俗濡染岭东，故南宋的《方舆胜览·潮州》已经有“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的记载。另外，本地土著的少数民族在这一时期也加速与移民融合。潮汕民系在这时开始形成。时至今日，历史上政区基本上隶属广东的潮汕，文化面貌却接近闽台，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影响本地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闽籍官师的宦仕潮州。宋代潮州职官多闽人，以知州为例，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30人，闽人17人，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63人，闽人36人。属官中闽人更多。当时闽籍仕潮官师，尊崇韩愈，慨然以兴学明道为己任，保留在《永乐大典》中的宋元方志，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载。他们兴建州县学宫学舍，创办书院，办置、扩充学田，保证了办学经费的来源。在这些闽籍官员的努力下，宋代潮州教育比唐代有显着的发展。

明嘉靖《潮州府志·选举志》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谢言以“草泽应诏，进士及第”，自此后到宋末止，潮州共有139人登进士第。这一批精英，是在民众的教育程度提高的状况下出现的。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华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传播，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于发达地区，故《方舆胜览》有“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之誉。 

二是闽人的移民潮州。晚唐以前，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广东看，潮州都属于荒僻之区，人口稀少。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和利用，使本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来自闽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口数量发展很快。根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亩田赋统计》，潮州唐宋元三代人口密度为：唐代，每平方公里1.2人，在全省27个州中排第23位；北宋，每平方公里4.5户，在全省23个州军中排第5位；元代，每平方公里27人，在全省23个路州军司中排第3位。可见，宋元时期本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跃居全省前列。 

闽人移民潮州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将更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和从事工商业的传统带到本地区。宋代的福建，地狭人稠的矛盾已经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势下面，从事农业的农民，一定要讲究耕作技术，留心水利建设，而有了技术经验的积累；又有大批人口另求生路，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福建人的经商，在北宋已很出名。他们的移民潮州，促使了本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提高，海上运输和贸易活跃。潮汕人的善贾，在此时已见端倪。

其次，移潮闽人多宦仕与世家，其中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饶宗颐《潮州志·民族志稿》）。这些望族，很注重自己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潮汕人至今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应于此时奠定基础。 再次，移民将闽地风俗，从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习惯带入本地区，闽潮同俗，自此时已然。

作者：黄挺

来源：海滨邹鲁是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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