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热议：“从近处做起”，才是君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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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本不固，无务丰末”。这是对前几句话的总结。如果根本得不到巩固，就不要致力于在枝末上做文章。如果只是枝末繁茂，枝末就是枝叶花果，但是像插在花瓶里的花，没有根，虽然好看一时，但是不能长久。

“亲戚不悦，无务外交”。如果人连亲戚之间都不能够团结和睦，就不要致力于跟外人交往。因为最起码的五伦关系都没有处理好，说明这个人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为人着想的心，没有真诚之心。连近处的人都不能够感化，怎么能感化远方的人呢，所以搞好人际关系要从身边的人际关系入手，把父母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君臣关系先搞好。如果兄弟、父母、夫妻、朋友之间都不能够团结和睦，还在外面搞外交，那也是以功利之心与人交往，不会长久。

“事不终始，无务多业”。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如果做事情有始无终，就不要去从事多种事业，因为哪一样都做不好。古人说“隔行如隔山”，自己的本行没有做好，又去换工作、换行业，那也会做得更加不好。就像挖井，在一个地方挖到一定程度，没有水，又换一个地方去挖，而挖了几下还是没有水，又换了一个地方去挖。这样挖再多的地方，也挖不出水来。如果在一个地方选中了，就在这个地方挖下去，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肯定能挖到水。由此可见，做事情要有始有终，要有恒心、有毅力。

中国古人特别讲求专一，做学问、修道都要专一。《三字经》中说：“教之道，贵以专”，特别是求觉悟更要专一、不杂。古人能够成功，关键就是能够专心，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就像刘宝楠父子对《论语》做批注，作《论语正义》，这部书是刘宝楠父子两代人经过七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焦循作《孟子正义》，给《孟子》做注解，也是父子两代人才完成的。这两部批注传承久远、非常权威，后代人再研究《论语》、《孟子》，必须读这两部注释。正是由于专心，才有这样的成就。

现代人做学问不能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专一，求广学多闻，希望知识很广博，好高骛远，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反而会让人偏离方向。孔子很早就提醒：“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做学问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提高自己的修养境界。所以孔子说，他担忧的是弟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不是担心自己的钱不够多、名声传得不够远、别人对自己不够恭敬。所追求的是自利利人、自觉觉他，因为自己不觉悟，也不能够帮助别人觉悟。《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所以自己要首先明明德，要觉悟，才能够帮助别人觉悟。如果自己还迷惑颠倒、烦恼重重，怎么能够帮得上别人？那就是以盲引盲，把别人的路都引错了。

古人求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最后能够明明德，所以能够体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古人说“禅悦为食，法喜充满”，这和现在人做学问大相径庭。现在人做学问目的是追求名利，没有追求真实的学问、真实的修为，这都是没有根的，所以做学问很有压力，有压力是因为有求，有求就有苦，所以是“为己之学”还是“为人之学”呢？

中国人讲实修，儒释道是心性之学、是实学。但是现在就把学儒、学道，变成了儒学、道学，把问题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和自己的生活、行为毫不相关，所以体会不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喜悦。这种喜悦体会不到，就会把精力放在追求外在的名闻利养之上。别人尊重就高兴；别人鼓掌就开心；别人不尊重、轻视，心里就不舒服，这都是没有自信所导致的。一个人真正按照圣人的学问来修身养性，就能够真正地体会到“君子坦荡荡”，即使没有成圣成贤，只是学到君子，也能够襟怀坦荡、无忧无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轻安”。轻安自在，就比一般的人烦恼少很多。当有烦恼、有压力的时候，就观察一下自己，为什么有压力、为什么有烦恼？一定是有没放下的东西，这个烦恼帮助你把没有放下的东西找到，把它放下，你就轻安自在了。

古代的读书人为什么受人尊重？读书明理，理得心安。人心清净，自然会有悟处。而圣贤经典就是圣人心性的流露，自己的心和圣人的心是一不是二。圣人心清净，自己的心也清净，圣人所写的东西，就看得懂。学习经典，要求悟处、要求专一。“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见”就是见性，也就是说，专注到一定的程度，在一门上面专注很长时间，那就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自然开显。

“反本修迩，君子之道也。”要回到事物的根本，从近处做起，这是君子应该采取的原则和方法。假如本末倒置，就会徒劳无功。不仅徒劳无功，还会产生严重的流弊。现在有很多社会问题出现，都是因为没有抓住根本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