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资讯：鲁迅：​八道湾里的旧梦五味杂陈｜纪念

鲁迅（1881.9.25-1936.10.19）

纪念大先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鲁迅：雨天里，那些沉郁的琐屑

文 | 刘东黎

原载 |《当代》2008年6期

北京这座城市对于鲁迅来说，具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他年青的时候，“莫须有的流言”刺痛着他的心，使他决意离开死气沉沉的家庭，“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北京就是他在国内居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鲁迅在这里发出他的第一声“呐喊”，也曾长久地陷入“彷徨”；他在这里与不同阵营的学者展开激烈论战，也在这里结识日后的爱侣许广平。所以北京对于鲁迅来说，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

最早的时候，鲁迅这个外乡人寄住在绍兴会馆。他是一个很注重家庭亲情的人，过不惯这样茕独的生活。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Ｓ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客居北京七年，鲁迅也实在想有一处自己的房子。1919年，他回到绍兴，变卖了绍兴老家的旧宅。回京后，他看过了十多处房址，最后用3500块大洋买下了八道湾11号一套三进四合院。他还特意接入了当年还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这样，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

鲁迅对这个新家很是看重，亲自设计督修，忙了整整十个月。周作人倒是很轻松，他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一路游玩着从日本来到北京。此时八道湾的新家尚未完工，鲁迅只好安排他们住在相识的一户人家里。

到了年底，为了接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一家，鲁迅在严寒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他看到了凋敝颓败的乡村，满面悲苦的农民，还有儿时的伙伴章闰土。闰土刚刚年过三十，却满脸皱纹，形容麻木。鲁迅百感交集，一年后，他在八道湾写下了名篇《故乡》。

就这样，这一家老小打破“越人安越”的习俗，举家北移，搬入了北京八道湾宽绰而豁亮的新宅，十二口人的大家庭倒也其乐融融。鲁迅这个长子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使中道败落的家庭有了中兴的气象。可以推想，在八道湾，1920年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那里的气氛一定是团圆祥和的。

当年的八道湾，可是个非常安适的去处。那里“颇富野趣，特别是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谢兴尧《回忆知堂》）；而八道湾11号院是一个大宅门的格局，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三进，鲁迅还在屋前栽植了松树、枣树、丁香和青杨，院内安详宁静，花影扶疏。进门可见影壁，里面“纸窗敞院，静谧帘栊”。当时鲁迅与母亲、朱夫人住在前院的大北房，周作人的“苦雨斋”在后院，从北房左侧可进。

院内还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地势低洼，一下雨，屋顶的元宝脊和花草砖就不停地向下淌水，沙沙地一片声响，不久就会汪成一个小池塘。那里是鲁迅的侄儿们嬉戏的乐园。鲁迅当时没有孩子，他对几个侄儿尤其疼爱。当初相中了八道湾，一是看上了这里的古朴安静；还有就是院中有池塘有空地，可以作为侄儿们玩耍的地方。年将不惑的他很是渴望家庭的温暖，尽管夫人朱安的到来让他的内心百味杂陈。1906年，鲁迅奉母亲之命与朱安成婚，却一直与她分居；“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当夕阳在池塘中浮动的时候，鲁迅喜欢沿着胡同里的灰墙漫步。那时候，胡同西口的赵登禹路还是一条明河；而八道湾也还是一条名副其实蜿蜒曲折的小河汊子。

漂泊多年后，一家人终得团聚，鲁迅也可以把精力全部用于工作了。当时的他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倡导的“文学研究会”，以及后来的“浅草社”和“春光社”，都将他看作是引路人。他自己也创办《语丝》周刊，发起了“未名社”和“莽原社”。

住在八道湾的日子里，鲁迅著译的成果也颇为丰盈：时任《晨报副镌》主笔的孙伏园，那时经常笑嘻嘻地跑到鲁迅家里，不屈不挠地向鲁迅“催稿”，一不小心便催出个《阿Q正传》。除此之外，鲁迅还在这里完成了小说集《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卷），译文《桃色的云》《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

在周氏兄弟共处一院时，八道湾11号俨然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重镇，周氏兄弟先后邀请过蔡元培、胡适、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郁达夫、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钱玄同、许寿裳、章廷谦、马幼渔、齐寿山、萧友梅、刘半农、俄国诗人爱罗先珂……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俞平伯曾写过一首《忆录京师坊巷诗——八道湾》：“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南枝霜外减，西庙佛前荒。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衣，几日未登堂。”此诗点出了八道湾附近的几个地标：“龙头井”在什刹海西边；“朱门”指的是庆王府；“西庙”则是护国寺。

鲁迅对弟弟周作人感情很深。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曾经一起在墙角捉蟋蟀的兄弟二人看到了人世的真面目，只好去上被当时人看不起的“将灵魂卖给鬼子”的洋务，同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两人同居一室，还同去听鲁迅极为仰慕的章太炎先生的中文课；二人一起筹办《新生》，合译《域外小说集》，兄弟间连写作、翻译的署名都是不分彼此。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鲁迅《别诸弟》）——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周作人住在绍兴老家，四年间相互通信数百封，往返极繁，可见兄弟情深；兄弟见面时，常“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当他们天各一方时，便以诗唱和，彼此牵挂不已，用鲁迅唱和周作人诗跋中的话说，“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长兄如父”，鲁迅从少年时就处处呵护、关心周作人。1909年3月，周作人与比他小三岁的羽太信子在日本结婚。婚后开支大了，为了国内的老母和弟弟，鲁迅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念头，提前回国谋职，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1917年周作人回国后，鲁迅向蔡元培力荐，周作人才有机缘到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

自1919年11月21日迁入八道湾后，周氏兄弟经常一起出游、购书、饮茗、赴宴。三兄弟各有家小，却共财共餐，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总管家政。那位自视为“名教授的太太”的羽太信子，虽然也是穷苦出身，然而到中国后，她出门必坐汽车，买来的东西必须是日货，家里雇用的管家和工仆就有八人之多，这个大家庭逐渐入不敷出。

有一次，周作人对鲁迅说，信子要把自己的父母从日本接来，鲁迅感到很是不可思议，自己多年以来辛苦养家，已是尽了全力，而信子在日本还有别的兄弟姐妹，为什么一定要千里迢迢地接到中国？周作人性格很懦弱，没有说服兄长，他在太太那里就没有好日子过。

不过，尽管那位控制了兄弟俩大部分薪水的日本管家婆花钱如流水，但周氏兄弟在八道湾还是度过了一段平安喜乐的日子。即使是在失和的当月上旬，他们还一同去过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足见他们感情之深。

安泰舒心的日子总是很短暂。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一下子破裂了。7月14日，鲁迅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9日，周作人拿着一封信走到鲁迅房中，一言不发放在桌上，转身就走。

看周作人的文章，会觉得他胸怀淡泊、见识卓超，然而在日常俗事的处理上，他总会显得出人意表。这封信里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

这封绝交信是不是写得很漂亮？周作人文字很克制，也保持着他一贯澹然淡雅的风格，内里却有着一种刻骨的伤痛和恨意，足以给自己最亲的人以致命一击。

周氏兄弟的失和与周作人的夫人信子与鲁迅之间的矛盾有关。细察之下，仿佛又与家庭经济开支过大有很大的关系。鲁老太太曾对人说：“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而鲁迅也曾对许广平说过：“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那时大学教授的工资很是可观，周家一门有两个教授，他们的钱加在一起都不敷家用，还要去借，可见周家在八道湾的生活的确是过于奢侈了。

半个月后，鲁迅从八道湾搬走了，在砖塔胡同61号暂住，与周建人的学生比邻而居。家事原本不足为外人道，也不好明确说出个谁是谁非，但兄弟失和，终是人生的伤痛。事发后的一个多月里，一向勤勉的鲁迅竟连一篇文章也没写出，还因此生了一场大病，几个月缓不过神来。他时常吐血，严重时只能以稀饭为食，不能正经吃饭。这时，鲁迅的母亲也生病了，想去医院，信子不答应，伤心的母亲哭着来找鲁迅。为了不让母亲受苦，鲁迅在阜成门内买下一套四合院。次年5月，鲁迅和母亲迁入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新居。

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就已经是羽太信子了。鲁迅搬走以后，周建人又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后也去了上海。鲁迅当时说过一句话，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这年6月，鲁迅回八道湾欲取出自己的东西，不料周作人夫妇“突出詈骂殴打”；从那以后，鲁迅再没有回到过八道湾。周氏兄弟彻底撕破了脸皮，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他们从此互为参商，永不相见。

与弟弟反目，使鲁迅原本沉郁孤寂的内心受到了一次重创。后来他取了一个笔名：“宴之敖者”，又简称为“宴敖”。“宴”字里面有一个“宝盖头”即代表“家”字，又有一个“日”字，还有一个“女”字，合起来是指“家里的日本女人”；“敖”字里有一个“出”字（按古字形），一个“放”字，合起来是“驱逐出来”的意思。

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虽然鲁迅很少谈及此事，但这件事对他的刺激是刻骨铭心的。而自己最亲的弟弟，不加辨别地羞辱他，而且拒绝对话、拒绝沟通，这种绝情表现令鲁迅一生都难以释怀。

但生活总是要继续。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的新居，是一座典型的小四合院，也是由鲁迅自己设计改建的。三间南房曾是客厅，西厢房为厨房，东厢房是佣工宿舍。三间北房，鲁迅的母亲住在东屋，中间是餐厅，西边屋是妻子朱安的卧室，鲁迅则住在北房屋后接出的那间被称为“老虎尾巴”的小屋里。

就是在这里，鲁迅遇到了许广平真挚、热烈的爱情。鲁迅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方。”许广平则简洁明了地回复道：“神未必这样想！”许广平后来在诗篇《为了爱》中写道：“在深切了解之下，你说：‘我可以爱’。你就爱我一人。我们无愧于心，对得起人人。”

没过多久，鲁迅离开了北京的“家”，与许广平一起南下。而朱安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终老。

1925年10月，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是《伤逝》，并附有一幅原书插图，画着一位男子伸出右臂挥手道别，画面上写着“致声珍重”。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借古罗马诗人的悼亡诗，周作人向兄长发出了各自珍重的信息，传递的是他与鲁迅兄弟阋墙、割袍断义、永不相见的伤痛。这时《京报副刊》的编者是孙伏园，鲁迅是他经常的撰稿人和每天的读者。

仅仅过了二十天后，鲁迅写了同名小说《伤逝》，完成后并未发表，而是收在1926年8月出版的《彷徨》集中。1963年，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的确，这部作品流露着悲哀、伤痛、苦闷的情调，很像是打着痛失兄弟的烙印。

最能体现周作人“闲适”风格的散文集《雨天的书》，也是在兄弟失和后写出来的。在《自序》里，周作人写道：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愿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

兄弟决裂后，从此知音难觅，那种孤独苦闷之心境跃然纸上。那绵绵苦雨，是现实中的冬雨，也在周作人的余生里不尽地飘洒着：“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更长久些。”

在鲁迅病逝后的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一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他的思绪始终飘浮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学生们注意到，周作人的脸色是那样的悲痛和幽暗。

八道湾里的旧梦五味杂陈，那些错落叠加的故事，至今思之仍让人有风流过眼之感，直到今天仍余音不绝。在北京每一次路过八道湾，都想顺便去那一带找一找曾经的11号院；虽然明知那里早已面目全非了。北京的夏天槐花开得正旺，时值小雨，有绵绵的凉意。雨落风吹，槐花辄散漫一地，若有人问：究竟是想找鲁迅故居呢，还是周作人的苦茶庵？一时竟也难以回答了。

插图来自网络

本期微信编辑：于文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