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热门:作家梁晓声为湖北作家授课：现实主义作品也要呈现“人应该怎样”的那一面

鲁迅文学院湖北作家高级研修班日前在汉开班。9月24日上午，著名作家梁晓声来汉为研修班授课，与《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李师东对谈“《人世间》里的文学与人生”。

与新中国同龄的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青年时期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工作，2002年开始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他先后创作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年轮》《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文学作品。今年初，由梁晓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成为现象级的文化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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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现场，梁晓声身着绿色外套，目光如炬，以一贯的严峻表情面对台下100多名湖北中青年作家。在语重心长的讲解中，他强调“为他人着想的善良”，透出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

自己的创作得益于多元阅读和与北影厂前辈的交流

梁晓声在授课现场。记者万建辉　摄

梁晓声说，文学与写作者的关系，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他觉得首先与自己的阅读史有关。最初接触文学的种类，包括品相是怎样的，这些对于自己以后的文学观念有影响。第二方面是文学的理念，第三方面是创作的心得。

即使你是写小说的，喜欢读散文，有时去写一下报告文学，甚至不排除喜欢听歌剧，喜欢欣赏话剧，这些都有可能形成文学的理念，或者至少对于现实的文学理念有影响。我们那个时期有一个好处，你想仅仅读哪一个作家的那一类作品都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出版的作品不多，一个人如果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读的话，到初中毕业的时候是接近可以全部读过。那个时期的翻译作品都是名著，而且相当集中于18世纪、19世纪的时间段，这就造成了我们可以读国内国外、古代和现代不同时期的一些作品，它会形成一种比较多元的阅读阶段。

他的创作还得益于与北京电影厂的同事们的交流。包括演江姐的老演员，她的先生是电影厂最初的厂长，田壮壮就是他们的儿子。还有和葛优的爸爸妈妈，陈凯歌的父亲等人，都有交流。那时他很年轻，和这些电影界的前辈谈的就是电影，谈论电影和文学的差别，如电影比文学更强调塑造人物，文学即人学在电影人那里似乎提得更高，这可能对他以后的创作有影响。

另外，早期的电影是相当注意细节的，那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我们现在的许多电影却是在有限的时段，要不断地冲突，塞进去更多的情节，以满足人们的那种观看的现代性。这些都会形成我的创作风格。

要有“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关于文学和人的关系，梁晓声说他说过四句话，其中最后一句是“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他觉得至少和出版机构的交往过程中，他经常地提醒他们，现在销售好，也不要冲动，不要多印，克制一点，不要积压在那。

1949年以前的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关于他有意思的事很多，他讲课更多的是讲文学欣赏，主要是诗词，他的学生中有喜欢创作的，问他能不能讲点和创作有关的。几天之后再上课，他就在黑板上写了“观世音菩萨”，说全部的文学包括在这5个字里头。观就是观察；世就是要有入世与出世兼备的心情；音是修饰词；菩萨，就是关注众生，要有一颗温暖的心。

古今中外的作家，蒲松龄是这样，雨果、托尔斯泰应该是这样，屠格涅夫是这样的，狄更斯是这样的，包括哈代写《苔丝》是这样，司汤达写《红与黑》是这样。他们都有着一颗相对温暖的关注他们命运的情怀。

如果把文学仅仅理解为一种技术上的事情，而缺乏一种对于生活，对于他人命运的一种关照与温度的话，无论在技巧的这个圈层内部折腾多久，也未见得是可持续的。

为什么提出好人文学这个概念

作家学员请梁晓声为小说《人世间》签名。记者万建辉　摄

“人们为什么要读小说呢？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自身所接触现实中的有限的人，就认为已经把整个的生活了解了。”

在梁晓声看来，当你没有读更多他人的命运的时候，你的爱情受挫，职场失意，彩票买了那么多次始终没有中过奖，你会认为你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当你读得越多的时候，这时候即便那么多人喜欢你的作品，你也不会觉得我好成功啊。因为要问对社会本身的贡献的话，有多少人是默默无闻的？医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快递小哥，他们可能对实际生活所做的那些事并不亚于你作家本身，他们对于社会是同等重要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好人文学这个概念。”

梁晓声讲了《聊斋志异》里王六郎的故事，一个渔夫在河边垂钓的时候，他会想到这河里有多少失足落水的人，他就先投几杯酒敬向河里，祈祷亡灵早日脱身。后来引来一个少年王六郎，跟他在河边一起喝酒。两个人熟了，渔夫知道王六郎非普通人，是水鬼。最后一次喝酒后，渔夫潜入河边草丛观察投生是怎么回事儿。结果第二天发现，有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孩子，她向河里走去，三次都被大浪打了回来。他好奇怪，问六郎为什么？六郎说昨天是母子二人，他不能以自己一命，用对方两条命，来转世。

梁晓声说当时是少年的时候读到这篇作品，受到震撼。那种对于人性最高能达到一个什么境界的话，对于六郎而言，下次投生的机会，可能几年之后，可能十几年之后，几十年之后，可能千年之后，可能永无投生之日了，但一个少年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他看出了蒲松龄的作为一个人的境界。

“蒲松龄能写一篇小说感动我，我以后能同样写一篇小说感动别人吗？当这样的作品多起来，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好的人生憧憬呢？”

梁晓声举了好几个例子。高尔基作品中的少年，掏出自己的心脏作为火把，照亮部落前行的道路，最后倒地变成遍地的小星星。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写一名女青年，如果她推开那扇门，将失去亲人，失去爱，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她被一次次叩问，女青年仍回答要推开。

“她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认识的人，不是我们熟悉的人，我们做不到，甚至我熟悉的人可能大多数也做不到。但这都不意味着生活中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他们明明存在着。”

梁晓声说，以此作为现实主义，他理解。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就你所看到的人在现实中都是这样的，现实中的人也不仅仅都是这样。现实中也还有那么多另一个人，《人世间》里的周秉坤就是这样的人。现实主义文学写人，实际上是两种：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和人在现实中为了责任和使命，应该怎样做，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如果文学写人只写在现实中是怎样，对每一个作家而言，都是有极限的。你没看到那些在现实中做到了怎样的人，你只看到了在现实中失败的人，你反复去写的话，等于只写了一半的现实。

新作《父父子子》，把几代人的故事压缩在30万字

学员提问环节，有学员表示《人世间》用了一个家庭的视角，展示了中国老百姓半个世纪的生活史，让每一个人物个性都很鲜明，有温暖，有光亮，有生活的磨难和对生活的憧憬，每个人都感动观众。学员问梁晓声的小说创作是如何选择视角的，如何才能把握好一个独特的视角？

梁晓声用常用的称呼“亲爱的同志”来称呼提问的学员。他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他11月要推出的长篇小说《父父子子》，从1937年写起，一直写到上世纪80年代初，写了几代人。

一代一代地写下来，小说会很长，但会把它压缩在30万字，大家会很困惑这么长时段的故事，怎么可能压缩在30万字呢？那就是有视角的变化。如写父母亲的经历，以“我”的视角写父母的言和行，到了下一章写“我”，后面写儿子，儿子在成长，儿子的眼中看到了什么，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选择自己想用的视角，节奏就会快一些。

《人世间》小说中有一个片段，金老太太坐轮椅到光字片，有一个情节，她是被阿姨推着去的，路很窄，路上遇到周秉坤，他们不认识，周秉坤贴着墙让路。金老太太让阿姨停下倒回去，跟周秉坤说谢谢。

“这就是我们讲的细节，它不是冲突，不是矛盾，它是生活。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原本的生活，它当然要突出矛盾冲突，矛盾冲突有时候也会具有戏剧性，但是这些一定都要用生活的气息把它包装进去，使它发生在生活的细节之中，让读者感觉到是生活过来了，而不是赤裸裸的矛盾出现。我们现在的影视创作可能问题在于要强调这个冲突，许多影视剧缺少生活的质感，光秃秃的，为冲突而冲突。”

梁晓声说，他的创作，对自己的要求是，至少要让读者读到第50页的时候，忘记是在读一本小说，感觉进入了一片生活，而不是去表现写作者自己有多深刻。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编辑：汪宇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