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看点】文化之窗｜君子许瀚 接力“说文”

许瀚，200年前齐鲁大地走出的一位划时代的伟大学者。他博综经史、精于音韵训诂、笃嗜金石，一生为他人校书数千册，尤以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用力最勤，曾先后三次担纲通校《说文解字义证》，时间绵延近三十载，默默无闻地把大量时间、精力奉献给该书，终使这部巨著面世。

因为种种原因，许瀚的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掘与光大。傅斯年曾在写给李济的信札中说：“近来出现了许瀚一大批稿子……此君地位，与孙仲容（注：孙诒让，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伯仲之间，乃最早之金文大师，而其著作不传，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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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脉的传承，从来就需要有识之士的“接力长跑”。日照文史专家曹汉华先生接过了接力棒。作为关心乡邦文献与乡贤许瀚生平资料的有识之士，几十年来，他默默地进行着传承：一直依循许瀚足迹，从事田野调查，到各大图书馆、科研院所抄撮文献；每闻私家有收藏，虽词组只字亦不错失。历时十八载，在系统整理许瀚遗著的基础上，近日齐鲁书社出版《攀古小庐文集》，读者得以管窥许瀚格物、致知、正心、修身之精神，知悉200年前许瀚孜孜不倦为文化接力的传奇经历，以及由此生发的见识与思想。

一场学术渊源的双向奔赴

许瀚为何选择点校《说文解字义证》一书？这要从文字学的发展脉络说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一书，虽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但清代以前的学者对其并不感冒。宋元乃至明代，少有人了解其价值和作用。

学者真正对《说文》进行认真研究是在清代，特别是乾嘉以后。著名经学家、吴派经学创始人惠栋的《惠氏读说文记》开清代《说文》专书之首，此后研究著述风起云涌。其中最著名者，有所谓《说文》四大家及作品，即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以上四家，前两家尤为世人所重。究其原因，一是著述较早，有筚路蓝缕之功，二是两人各有专擅，风格迥异，其研究成果恰可互补。

从曲阜走出的学者桂馥，一生博览群书，潜心小学，尤精训诂。他曾说：“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他把文字训诂视为通经致用的基础。他50多岁才中进士，只做了一任学官——长山训导，一任知县——云南永平县县令，仕途堪称穷迫。但他用了40多年的时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力穷根柢”，写出了五十卷《说文解字义证》，对《说文》的研究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史稿·儒林传》中，有一段评论段玉裁与桂馥的不同成就，文辞颇精彩：“盖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

从创造性看，桂书可能不及段书。段书见解精辟，卓然成一家之言；桂书则恪守许氏藩篱，不敢擅越雷池。然而，从积累之深厚、检阅之方便，桂书又远超段书，于每字之下罗列各种古书解说，令学者触类旁通，看似繁杂，实则简便适用。

桂馥耗费半生心血所著《说文解字义证》，有两大遗憾：其一是书未刊刻，仅留下一部原稿，时人相互转抄，互有异同。嘉庆十年（1805年），桂馥逝世于云南任上，享年七十岁。其子桂常丰也猝然逝于扶灵柩回山东曲阜的途中。由于家境贫困，别说印书，桂馥亦迟迟未入土为安，直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才下葬；其二，原稿并非完成的定稿，因桂馥日常读书，遇有可为文佐证者，便随手添注，原稿颇芜杂。要把这样一部稿子刊刻成书，需做大量的查证、校勘工作。

这项工作为何与许瀚有缘？细数许瀚的学术背景、治学历程，可知这是一场学术渊源的双向奔赴。1797年，许瀚出生在今日照岚山区虎山镇大河坞村，自幼家境清贫，少年从父受业，刻苦攻读。七岁时，他便随父许致和课馆于外。

父亲言传身教，对许瀚影响极深。1816年，已是秀才的许致和携许瀚前往济南参加乡试，不畏路途遥远，徒步往返千里，“攀崖扪葛，扶路诵说，见者以为异人”。许致和一生倾心经学，尤好治《诗》，80岁时依然著诵不衰。

许瀚在父亲晚年时为其刊刻《说诗循序》二十九篇、《大学中庸总义》若干篇，两书后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由此可知，许致和对四书、五经有着很深研究，家学浸深对许瀚影响较大。

成年后，许瀚多次入幕为宾，一边为人校书，一边勤奋治学。道光五年（1825年），山东学政何凌汉选拔许瀚为贡生；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许瀚直接参加朝考，惜考运不佳，榜上无名，因此未授官。

自道光六年至十一年底，许瀚先是寄寓业师何凌汉在京师宣武门南的寓邸，与凌汉子绍基、绍业兄弟昕夕过从，作朝考的准备，亦在谋求出仕之机会。正如何绍基所撰《先考文安公墓表》云，其父“平生服膺许、郑之学，而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其拔士“以根柢器识为先”。许瀚能得何凌汉矜赏，视若子侄，应是见许瀚学品端方可堪造就。

许瀚治学之路上另一位领路人是著名学者、高邮人王引之。早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乾嘉学术名流王引之担任山东学政，便认识了许瀚，有师生之谊。七年后，许瀚承继父业，首次在费县东墠设馆教学，维持生计。此时，许瀚受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影响，专研文字声韵之学，学有根柢，其所写书铭这样叙述：“材本瑾瑜，成由剞劂。天下名闻，千潭一月。人羡剖符，营营不已。我擅雕虫，纍纍可喜。”其志于治学、淡泊功利之旨趣，由此可见。

许瀚朝考失利后的翌年，恰逢王引之出任武英殿总裁，奉命重修《康熙字典》。这年冬，许瀚受征用，为王引之属下，入武英殿重修《康熙字典》校录。自此，频频拜谒师门。因此，凡王氏父子著作若《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许瀚皆研读精熟。

在京期间，许瀚与王筠、汪喜孙、龚自珍、魏源、俞正燮、吴式芬、李璋煜、许莲、马星璧等多位学者相友善，讲求朴学，在学界已有声望，公卿间多有知者。

恰在道光六年，诸城人李璋煜在京师，邀许瀚、王筠、汪喜孙、袁练等，分校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抄本。同人多厌桂书芜杂，欲删汰者甚众，独许瀚好友、安丘籍学者王筠以为未可轻议，这一矛盾为后面两次校注埋下伏笔。其后，此事不了了之。

非无视于经济民生时事

道光十一年 (1831年)，《康熙字典》修成。许瀚因学养湛深，工作勤奋，得六品州同衔，其父许致和获赠修职郎。是年何凌汉出任浙江学政，许瀚应命赴杭州学署校文，居杭三年与江南前辈学者严可均、黄式三、吴德旋、顾广圻等皆有往来。

此时的许瀚虽以小学著称，非无视于经济民生时事。他参加江亭修禊、顾祠公祭便是明证。道光十六年 (1836年)，逢太后六十大寿，特开恩科，各地举子于三月齐集京城应试。许瀚于前一年应顺天乡试考中举人，亦参加会试。四月四日，在北京西南隅的江亭（陶然亭），仿照“兰亭修禊”，由六位主人各邀请七位客人，共四十八人参加。

许瀚在日记中如是记载出席江亭修禊的经过：“东卿年伯招饭。同座，郭羽可、温伊初、黄香铁、张亨甫。伊初，亦广东乙酉同年。”

后世学者考论此次江亭雅集，虽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但受邀者彼此关心时事应有一定的默契，尤其是对严禁鸦片持相同理念。今国家图书馆藏《许印林手稿》有论及“禁食鸦片”的手稿三页，内容为探讨“鸦片”一词的来源，在医学典籍中的制用，以及与“烟片土”的关系等，其中多处删改，似非定稿。

在文末，许瀚云：“夫鸦片既出自外洋，不能飞渡中土，而中土得而食之。”因此，他提出主张：“诚于夷船进口之际，实力盘查，则烟必断绝，则人亦焉得而食之。所虑盘查之人即吸食之人，其所以盘查之者有名无实，况食者既众，则必有汉奸引舟洋面，潜与贩鬻。天津而南，厦门而北，凡海舶出没之乡，皆宜严刑盘查，不第澳门一事为至要也。”

文章中，许瀚论点平实，度其文意，应为响应禁烟而作。而后，他于道光二十年 (1840年)总纂《济宁直隶州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推许此志道：“内容丰富，书中于山川、人物考据精详外，尤其注重水利、赋役、兵火、农林等有关民生之事，洵为卓识。”

当时，内忧外患，学术界将视野推及广阔疆域及边界上，形成了有名的西北史地学派，研究边疆若干历史地理问题。当时出版的三十多部历史地理专著，许瀚都曾参与助辑、助校甚至考证，利用自己熟谙古文字和金石碑学的特长，为该学派的学术勘误作出巨大的贡献。

1843年秋，许瀚挚友何绍基、张穆等人在北京宣武门外慈仁寺西北角建“顾先生祠”，纪念顾炎武。次年，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刊行，许瀚由济宁出发至京参加会试，待三场考罢，特设一祭，有何绍基、张穆、赵振祚、苗夔、王梓材、李联榜、魏源等陪同公祭。

在祭拜顾先生祠时，许瀚与好友谈及一年来二校《说文解字义证》的经历。当时，海源阁主人聊城杨以增拟刻印《说文解字义证》，这次所用底本是桂馥原抄本。此抄本原藏桂馥之孙桂显枕处，显枕老病无子，恐抄本失传，遂送交曲阜孔宪彝代为收藏。

1842年冬，杨以增托许瀚好友汪喜孙将此抄本带至济宁，交付许瀚校正，并致书道：“此老一生心血，毕在是书。弟欲代为刊行，而苦于不能校正。因与孟慈太守言及阁下精于六书之学，敢烦先觅钞胥，逐一校正。然后付诸剞劂，久远流传，可无遗憾。吾辈与未谷先生，谊均桑梓，阁下亦必不惮勤劬也。”

可惜，杨以增不久后调任陕西布政使，《说文解字义证》在济宁仅仅刻了一册，即告中止。

纷纭校勘，昼夜靡暇

从第二次校对《说文解字义证》的历程可知，是否、如何删汰该书是终极学术问题。

对此，学者们立场各不相同。杨以增在致许瀚信札中一再重申，须对该书芜杂处予以删汰，如：“惟记乙未六月，芸台相国过襄，言及此书，嫌其不无芜杂，须巨人眼通为校正，乃成完璧。近接方赤、珊林来信，所言亦不约而同。”信中提及的芸台相国即著名学者阮元，方赤、珊林分别是李璋煜、许莲。

杨以增还提及受汪喜孙影响，对《说文解字义证》所涉芜杂之处，可摘其重要内容，略微删汰，似亦无妨。此时，许瀚对改书的观点竟与王筠相同，不主张删汰。许瀚撰《桂氏说文义证校例》并覆杨以增书略云：“丙戌丁亥之间，瀚在京师为李方赤观察分校此书。同人厌其芜杂，欲从事删汰者甚众，鄙意亦云然……当时不甚解其意，辗转十余年后，初见顿易。”

许瀚的学术功力和眼界，比第一次校注时更为深远。他订出二十种“校例”，其中“删例”九种、“补例”四种、“改例”七种，并解释说《说文解字》是一本围绕“字”展开的大书，后人为之疏证，征采不能不博。在校注时，繁简多寡之间，不能率意而为。

许瀚还打比方说相关的注释与竹头木屑类似，皆非弃材。一人认为无用，在别人看来可能有大用。言下之意是要尊重桂馥的原本，以“校例”为标准，不宜大肆删改。

未料许瀚所订“校例”大拂汪喜孙之意，汪喜孙遣其门人汪士铎、管嗣复作“校例”，以阻杨氏刻书，并奋笔批评桂书寄杨以增。杨以增将汪批桂的书信给许瀚看，许瀚认为“汪校谬误层出，于桂书大为有害”。

汪喜孙从中阻挠，甚至指斥许瀚扣发校工薪资，诬陷许瀚及其弟子陷害自己，二人因此交恶。其实，许瀚行事端谨，账目清楚。在《说文义证校理志事一卷写刻始末》一册中，许瀚手记刊刻所用钱物之收支账目，无论记载人事背景，抄写内容、工资，巨细靡遗，证知许瀚刻书经费撙节支用，不有虚掷。而据许瀚的好友王筠分析，汪喜孙几近颟顸删汰《说文解字义证》，乃恐该书刊行，因夺段玉裁之席，故多方阻挠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王筠、张穆等人的怂恿下，书商杨尚文（字墨林）决意出资刊刻《说文解字义证》，于是许瀚第三次担起校勘的任务。当时许瀚正抱病编纂《史籍考》，难以兼顾，遂邀薛寿、田普实专司校勘。薛、田诸人一面校，一面就在清江浦刻印，七个月校了将近全书的一半，刻了两卷多。

此时，许瀚病体稍愈，即赴清江浦査看，核其所校，则黑白颠倒，任意删改，任意呵斥，甚至以桂馥为小学生，而己为老先生。这样一旦刻成，整部书便毁矣。不得已，许瀚辞谢二公，刊刻再次陷于停顿。

停刻不久，许瀚抱病承担起全部校勘任务。由于薛、田诸人的妄改，校勘更加费力。许瀚在给王筠的信中说：“先经江南诸名士校订，丑谬百出，不可言状。弟校桂书，复校校桂书者之谬，既劳且愤，殊难为情。”

直至1849年，许瀚的校勘工作总算粗就。次年，设局于江苏赣榆青口镇，启工刊刻。时许瀚因父病家居，住在日照，距青口镇百余里，刊刻中，他“奔波数次，写样刻样，纷纭校勘，昼夜靡暇。”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该书始告刻成，并印了几十部。

在今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一部貌似普通，实则极具学术和版本价值的奇书，即《说文解字义证》刊刻过程中许瀚批阅的清样。全书系散页毛装，书中有许多墨笔批语，字体清秀遒劲，每一卷首页右下角，钤有“印林手校”的朱色印记，第48卷末页更有手书“咸丰二年六月廿三日刻样二校”字样。

从留存的这本“刻样二校”清样中可以看出，许瀚校勘《说文解字义证》，最有价值的工作是纠正桂馥的讹误。在订正桂书讹误时，许瀚非常慎重，有些错误虽看得很清楚，也不妄下雌黄。批语中关于篆字描画不准，笔画残断，版框不足，鱼尾补齐等等，屡见不鲜。可以说，大到字的部首、笔画、小到线框、鱼尾，许瀚一一批改，务求准确。

心有所愿，必有回响。1853年5月19日，许瀚在滕州买得桂馥先生所书隶书横幅，虽残缺，实真迹，差可喜。

昔我游四方，守身像执玉

与清贫的桂馥相比，许瀚在仕途上更蹇涩。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举后，他“五上春官不利”，始终未能考中进士，生平只做了一任学官——峄县教谕，且很快便丁忧去官。

仕途坎坷反而成就了这位执着治学的国学大家。为印刻《说文解字义证》一书，许瀚不惜负债累累。他致好友王筠书云：“弟刻桂书，负累千有余金。然弟前后领杨墨林千九百金，若按字数工程实在计算，祇此千九百金且有余剩。而弟所称贷，虽归实用，竟无从报销，是真无可如何之事也。”

自清江浦第二次开工后，许瀚生计日入困境，素来支持桂馥著述刊行之友朋纷纷解囊相助。老友赠金，病废家居的许瀚自是感激莫名。可惜时序在1861年10月，捻军过日照，《说文解字义证》板片及许瀚家中藏书皆毁。

藏书、读书、批书、校书、刻书、著书，书伴随了许瀚整整一生。藏书被毁，对许瀚是致命打击，惨目伤心，不可言状。他终生虽乏于资财，在日记中对收支用度记录详细，但平时节衣缩食，所至辄满载书籍而归。从其所著《涉江采珍录》《燕台买书记》可知，他一生仅宋明珍本图书就收有不下万卷，可见其购书之勤。许瀚曾作《诫子》诗，其中写道：“我闻古人言，读书真有福。嗟尔何不为，有书不肯读。昔我游四方，守身像执玉。百欲无放徇，所嗜唯卷轴。典衣购奇书，纵横塞老屋……群从复九人，入塾已有六。尔先甘下流，何以相率督。常恐吾书香，从尔绝弗续。”

在许瀚的众多著作中，能搜集到的书跋就有一百余篇。这些著述当中，许瀚把目录学作为治学的津梁，谨慎编目，著录完备，考证精详。而在朴学（即考据学）方面，许瀚更是少有的兼通古文字和声韵两门学问的学者。此外，许瀚在金石碑帖、史籍校勘、目录版本、书法艺术等多方面，皆有不凡造诣。

以金石碑帖为例，许瀚在甄别真伪、考订形制、辨认年代与器主、考释文字与文例时，所涉器类遍及乐器、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生活杂器，虽不免时有偏失，然颇存识见。即使依今日学界成果检视，他的考释时见佳论，为同辈学者陈介祺、吴荣光、王筠等采纳。

奈何天不留人。1867年六月廿六日，许瀚梦到邹县孟雨山博士以北宋石经来证，昏迷中仍命笔砚复书，至廿八日离世。

“人生无贤愚，终归一抔土。所嗟与土化，不速草木腐。惟有贤达人，做事异恒举。不顾庸俗惊，乃足永千古。”许瀚曾为好友作此诗，印证了他的一生。

许瀚远去的背影，一直荫庇后学。他晚年教导乡里后学，以丁懋五、丁艮善、丁以此三人最著，其他受其指点或私淑者所在多有，惟其著述多未印行，后因散落，因此学界知者甚少。

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日照人丁惟汾治学承其父丁以此，其在日本留学，与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往来密切，“照邑朴学”复与扬州学风相互切磋，成就斐然。近人王献唐、屈万里、孔德成三位先生皆受教于丁惟汾先生，互为师友，各有专精，溯其治学，与“许瀚之学”有相传承。

1928年，王献唐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后，积极搜访许瀚相关著述。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广州迁至北平，所长傅斯年在写给李济的信札中说：“近来出现了许瀚一大批稿子，皆为研究所得之……此君地位，与孙仲容伯仲之间，乃最早之金文大师，而其著作不传，可恨！……道咸之际，金文是玩好，不是学问，此君独肆力考定，贯穿经籍，真大师手笔也。弟一星期中每日看到上午一二时，为之精神不支。其经史著作，亦皆头等，而无人表彰，可恨也。他的影响本大，因若干当时名家皆与之游，只其遗著刻而未成，无流传耳。”

此后，学界对许瀚的研究也一直在接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研究员袁行云先生在前人基础上编写《许瀚年谱》，并整理出版了许瀚学术著作《攀古小庐全集》（上）。山东省图书馆学者崔巍整理出版了《许瀚日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许瀚研究热再度升温，多所大学有研究成果问世。山东大学古籍整理工程巨著《山东文献集成》第一、二辑还集中影印了大量许瀚手稿和抄稿，使许多过去藏之秘阁的珍贵资料呈现在世人面前。

与此同时，台湾的日照籍学者丁原基教授以弘扬乡贤文化为己任，先后出版了《许瀚之文献学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台湾成功大学郭妍伶也编著出版了《许印林之金文》一书。“这些著作与大陆许瀚学术研究成果遥相呼应，相映成辉。”曹汉华介绍。

如今，《攀古小庐文集》出版，总算可以让更多读者知悉200年前许瀚孜孜不倦为文化接力的传奇经历，以及由此生发的见识与思想。（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