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看料】郭伟民：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要依靠考古透物见人｜考古中国

封面新闻记者 郝莹 杨峰 湖南常德报道

澧阳平原鸡叫城遗址所在的土地上，今日仍是一片绿意盎然的稻田，4000多年前的聚落环壕外，平行排列的灌溉水渠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资料图)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点项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2018年开始对鸡叫城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工作，逐渐明晰鸡叫城聚落的的演变过程，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木构建筑遗存，被评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鸡叫城遗址正射影像 图源受访者

近日，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鸡叫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郭伟民表示，鸡叫城遗址为中国史前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及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史前遗址鸡叫城

封面新闻：请您介绍一下鸡叫城遗址？经过初步发掘整理，考古学家目前对其有哪些认识？

郭伟民：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鸡叫城遗址所在的澧阳平原一直是湖南省考古工作的重点，这个地方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彭头山文化到肖家屋脊文化，跨越了6000多年。鸡叫城及其周边在8000年前（彭头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定居，到5000多年前的油子岭文化时期，鸡叫城的本体出现了稳定的环壕聚落。在此基础上，鸡叫城修建了城墙、护城河，进一步扩大，一直使用到距今3800多年。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的社会文化呈现出非常稳定持续的发展过程。

封面新闻：鸡叫城遗址被评为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掘过程中有哪些重大的发现？

郭伟民：鸡叫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最初主要是外围调查勘探和试掘，从2018年开始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项目开始全面的钻探、发掘。

首先就是刚才介绍的鸡叫城聚落演变的过程，不同时期的人类文化会留下相应的物质遗存，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考古标本的文化性质与相对年代做判断，目前为止，澧阳平原考古学的文化序列已经非常清楚。

随着聚落发展建立起三重环壕，二重环壕内住人，环壕外是平行排列的灌溉水渠，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唯一能在现地表观察到的规模宏大的史前灌溉系统，从4000多年前保留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其次，还发掘出大型木构建筑F63，该建筑的体量、结构、建筑方式都是前所未见的。我们还发现了抬木板的一节竹绳，通过检测得出了比较准确的年代，距今大约4700年，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

F63大型木构建筑复原图 图源受访者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体量较大的谷糠堆积、水稻田，我们通过考古证实，是农业的进步支撑着社会和聚落发展。从一般的水稻田发展到大型水利灌溉农田系统，展现了长江流域农业文明的发达，也体现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封面新闻：这种连续不断、稳定的特点在发掘中是如何体现的？

郭伟民：考古发掘借鉴了地质学的地层理论，也就是说从地表往下发掘，遗存就是从晚到早，埋在最下面的是最早的。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地层剖面，每一个堆积单元包含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地层的剖面和古人的活动不是完全对应的，中间可能有若干年没有留下东西。在大的空间范围里，他们可能生活在另外一块地方，所以要通过多个不同点位的发掘，才能有全面的了解。鸡叫城遗址发掘出大量陶片，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同学们就在根据陶片的形制做分类整理。根据这些器物的组合、形态特点、演变关系等进行分类，我们能够排出一个序列，使用这一种东西的可能是某一群人，某一社群。还可以推断当时人类的行为方式、精神文化、信仰，去了解古代、了解历史。

南区壕沟出土陶器 图源受访者

依靠考古“透物见人”

封面新闻：通过考古工作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史前时代的人类是如何生活的？

郭伟民：我们首先能够了解它的技术、工艺水平，比如陶器是怎么烧的，石器是怎么打制的，这些技艺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我们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石器表面的微痕进行观察，不同的痕迹代表不同的使用方式，比如说用小石片剥动物的皮，用磨棒加工食物。还有他们如何选择陶土，掺杂了沙子还是蚌壳，可能还加一些稻草，这些东西能够增加陶器耐热性、韧性。同时我们对陶器里面的一些残留物，也可以进行检测鉴别。通过墓葬的发掘，我们发现里面的随葬品已经出现了标准化生产，显然有一批专门的人，专门生产这一类东西。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分工，并且这些随葬品有的简单，有的精致，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也在生与死上体现出来。

封面新闻：像环壕、城墙等大型遗迹能透露哪些信息呢？

郭伟民：这个就是社会形态问题了，鸡叫城从一般村落发展到环壕聚落，再到大型城壕聚落，它的轨迹非常清晰，背后显然是稳定的稻作农业支撑。因为这个地方人多了，才需要更多居住的空间。当时为什么要修一条环壕，第一就是要突出我们这群人对于空间资源的掌控，稻作农业民族安土重迁，因为土地是养活我们和后代最重要的基础。

聚落扩大意味着社会进步，人多了就要种更多粮食，又养活更多的人，人多的社会就变复杂了，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措施来管理，于是行政组织就出现了。同时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成为工匠，久而久之他的子孙后代就可能继续发展这套技艺，甚至形成专业的集团，他们会用手工制品来交换粮食，就有了贸易和交流、社会的分工，逐渐成为一个复杂社会。修建这样大型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

目前为止，我们的考古工作还不足以有更多研究，比如说鸡叫城具体人口的数量，它与外面的交流，以及它社会的具体形态，它的社会管理的运作方式等等，这些研究还是非常初步的阶段，我们对相关的信息还是不太了解的。

封面新闻：澧阳平原上的史前遗存，有没有什么战争的痕迹？

郭伟民：长江中游这些古城，战争的迹象都不明显。感觉是像王朝国家的前夜，可能是古国时代，长江中游所体现的或许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社会。像老子描述的“民重死而不远徙......安其居，乐其俗。”老百姓安土重迁，人与人之间阡陌相通，鸡犬之声相闻，但是老死不相往来。当时长江中游的这些城，每一座城人最多就是几千，也有的上万，这里的土地和资源足够养活这些人，生产力充足，所以它确实是一种较为稳定、祥和的美好生活。

封面新闻：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考古工作更加困难，同时意义是否也更加重大？

郭伟民：其实历史学包括了文献史学和物质史学，通过文献来研究历史，叫文献史学，我们考古学就是通过文物来研究历史。中国最早有记载也就是甲骨文出现的时代，只有3000年的历史。但是通过考古研究，我们已经实证了我国近两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没有文字的历史占了这么多，完全需要考古学来弥补，所以它对历史的研究和重建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之所以要做考古工作，就是要把我们从哪儿来说清楚，我们的文明是怎么样的，有什么特征？中华文明对人类历史有什么贡献？我们的文化自信就在于几千年没有断裂的文明。证明这一点，对于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