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热讯!打包离开丨事关告别

2013年秋，作者摄于哈佛园。

我是2014年6月1日离开坎布里奇的，那可真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倒计时提前两三个星期就开始在脑中响起，每路过校园一个角落，就会想，这是我倒数第几次见到它，比较起来，和人的告别反而少点自觉的仪式感，总觉得很容易再见面的——这盲目的信心从何而来呢？也许因为当时还年轻，三十出头，尘埃未定，世界和自己都还有太多可能。或者也和某种惯性有关：如果事情在可见的过去向来如此，那么它接下来也就会继续如此，不是吗？

【资料图】

某些时刻也不那么确信，譬如以色列同学发来他在毕业礼上给我拍的照片时，“dear mate，don’t forget us!”平平常常的一句话读着心里一惊，好像我要回到某个不存在的幕布那头似的。告别聚会一个接一个，我们成群结队从酒吧出来，每个路口都有人离去，总要轮番拥抱一番，走到花园街与康科德大道的交叉口，尼加拉瓜同学拥抱时泪水涟涟，我也一下子难受起来，明日隔山岳啊。

要对记忆做一番翻检，才会想起当时脑海盘旋的，不只有杜诗，也有琼·狄迪恩《再见了一切》的开头——下学期非虚构写作课我最喜欢的阅读篇目之一，“看清事情的开始很容易，看清结局却比较困难”。因为这篇文章，我对告别带上了某种探究心理：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探究落在住了10个月的康科德大道29号（29 Concord Ave），就成了一团阴云，从5月下旬起一直心头低回：要把满满当当的一居室，倾倒进两个箱子和一个背包，有可能吗？

最先放弃的是奇厚无比的秋衣秋裤和同样奇厚无比的星期日版《纽约时报》，前者是我在波士顿漫长冬季到来前跑了好几家商场淘到的，后者是周末必购，部分为了夹在中间的《纽约时报杂志》，部分为一种“本周尽在掌握”的幻觉，毕竟这是一份无所不包的记录报。结果一年下来，我要在一大堆旧报纸中（里头夹着课程大纲、旅行小册子和衣服标签）翻上半天才找出美国银行的开户资料和支票簿。一直到走我都没用过那支票簿，莫名觉得那是剧情片里的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但这也不影响我把找到的个人资料都夹好收好，带回北京，不应该让未来的房客知道得太多。

搬进来那天我就闻到了若隐若现的咖喱味儿，打开橱柜，是装着各种调味粉的小瓶子，后来邮箱隔三差五总有不请自到的邮件，多是各种促销和订阅广告，一半以上的收信人是个叫瑞图·拉贾的南亚姑娘，想来就是上一任房客，好奇去google和linkedIn了一番，不到半分钟就知道了她的母语是泰米尔语，本科和硕士分别在莱斯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生物技术，后来去哥大念了MBA，之前还在纽约某咨询公司的坎布里奇分部实习过半年，7月刚刚离开。而我是8月搬进来的。邮箱里另一位不认识的客人，《纽约时报》订户，根据我google出来的他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时间，应该是上上位房客。他是一位政治学者，在1993年担任过金泳三的国安与外交事务秘书，后来还出任过韩国驻华大使。嘿。

我花了不少时间撕掉过去一年收到的各种促销信件和信用卡账单，虽然知道它们在我走后还会不断地抵达，毕竟在太多地方留下过自己的地址。有时候觉得这真是一个推销之国。到的第一晚，时差原因凌晨四点多就醒了，像睡了一个绵长的夏日午觉，窗外风凉，枫树和梧桐在黑暗里发出沙沙的声音，打开电视，九百多个频道大部分都在卖东西。住下不到一周，已经两三次被各种推销电话吵醒，那时候也没想到可以用他们练练口语，只顾着气急败坏地拔掉固定电话的插头。办了本地信用卡后开始用亚马逊购物，刚买了一次东西，它就开始往我邮箱里推荐住处附近的餐厅、剧院、修鞋铺、按摩馆……因为促销，我订了整年的《纽约客》，也确实便宜，一年69.99美元，一期1美元多一点儿（零售价5.99一本），到头来那厚厚一摞杂志，我一本也没带走，却把两本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打了包，可能是因为它们比较贵，一本16.99，但更可能的原因仅仅是它们看起来更像一本书。而书……书是最头疼的，哪本也不舍得扔。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的几本，写加州的，写大峡谷的，写阿拉斯加的，老早就码好了，这种结合了非虚构与地理双重兴趣的书，我叮嘱自己：不惜代价也要带走。还有一堆讲苏东历史的，是另一个面向的兴趣，同样不惜代价也要带走，虽然它们往往又大又重。

那是另一种“本周尽在掌握”的幻觉，但意识到这一点要在好几年后了，也许直到现在我也仍在幻觉之中。回国后努力而笨拙地做了两年管理工作，赶上国内创业潮，感觉大家都先含辛茹苦挣钱，把理想深深埋在心底。我自己也差不多，陷入一地鸡毛时就把这些书当诗和远方，近近眺望（想想这个动作），常常谈起，很少翻开——我知道它们已经变成一个“不甘堕落”的泛文化人的“身份细节”（status details），这一表达来自汤姆·沃尔夫《新新闻主义》（又一本被我千辛万苦背回来的书）。简言之，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会透露你的身份和内心，自然，你读什么你就是什么，或者，你谈论什么你就是什么，但是（一个大大的“但是”）这里恰恰相反：我用我谈论的，反证了我已经不再是什么。唐诺先生在《尽头》里有类似表述：“……折损掉的好小说家、好书写者，老实说很少是因为文学信念的直接破毁，而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事情通常就从这不起眼的地方开始。一般而言这会有二到三年左右的‘看守’时间，原有的文学信念依然挺立无恙，可能还更常讲而且讲得更响亮，但逐渐有种愈来愈浓郁的虚张声势味道，包含着一点点不自然，一点羞怯，一点不甘心以及更多的无奈和自嘲，我一时想不起来有谁曾经成功回返过，时间直直向前稍纵即逝……”

2013年冬，作者租住的公寓外景。

如今这个年龄，看到“时间直直向前稍纵即逝”这样的字眼，简直能感到刀锋上的寒光，但在2013年、2014年时却并非如此。漫长的告别因为临时去了趟欧洲开会遽然加速。从旧大陆回到新大陆已是5月29日，离告别坎布里奇还有两天。傍晚下的飞机，其实并不饿，还是去唐人街买了两个大肉包，又去星星餐厅吃了顿猪脚牛肉面（都是最后一次了），要了杯冰沙，吃到牙疼。回公寓，碰上邻居弗吉尼亚，她给我个大大的拥抱，又送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五张新英格兰风景的明信片。多么自豪的老太太。她说起1960年代在挪威住了几年后回到美国，非常不适应，但也获得了重新认识熟悉社会的“新鲜眼光”，“珍惜这种感觉，因为要不了多久它就会消逝了。”我记着她的叮嘱，准备回国后留意自己的反向文化冲击，写一篇自嘲口吻的《我是外宾》。（可惜后来一个字没写出来）

当晚，我带着欧洲的时差在一种醉氧的状况背着一大包书骑车去朋友家，有些书是送给他的，有些书是拜托他两个月后回国探亲时帮我捎回来的，其中一本叫《中国金：在蒙特雷湾区的中国人》。那是在伯克利一家二手书店买的，在旧金山溜达时，不小心闯入介绍美籍华人历史的“美华博物馆”，窥视19世纪背井离乡的中国男人的行李箱，印象最深的是排遣寂寞的扑克牌，一时动容。我不熟悉那段历史，但作为打工佬的儿子，我熟悉民工潮中的迁徙与别离。2014年春节马上到来时，阿富汗同学突然给我发来一句中文：“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他从《纽约时报》文章里拷贝下来的，竟看得我眼眶潮湿。自愿的，无奈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总是免不了各种漂泊啊。又看到1882年排华法案的历史背景，当时美国处在经济结构变革、劳资冲突密集的时期，工资低、肯吃苦、不罢工的华人成为劳方出气筒，而今世界趋向共同市场，情形却仍有几分眼熟，我不知道几时会想要就此寻找一个故事，但那本书好像非带回来不可了。到朋友家楼下已经挺晚的了，晚归的office lady和我一起进了电梯，“这么多书！”“是啊，我要回国了，把多下来的书送给朋友。”“我倒是很乐意要一些好书呢。”她的楼层很快到了，我们彼此笑笑，谁也没当真。

次日上午我忙着洗衣服烘衣服，同时发送各种告别邮件，中午、下午和晚上还各有三轮告别，下午去学校和日本朋友喝咖啡，他在中国待了很多年，分开时他问我，“你觉得我更像日本人还是更像中国人？”“为什么要问这个？”他解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问熟识的人这个问题，以寻找自我的定位。这让我又感叹了一番自足的人格是多么不易。身份认同可以是特别宏大的问题，也可以落到非常细微的层面，譬如……打包。那一大一小两个箱子，就是你的诺亚方舟啊，还剩一天，你会继续抛下什么呢？

不必说，床垫毛毯床单都不要了；壁球拍不带了，北京的壁球场估计两只手就能数出来；按摩器不带了，马上就要回国，到处都是便宜的推拿；各种洗浴用品不带了，万一下一位房客像我当初一样，被航空公司把行李落在中转地，第一个晚上好歹能洗个澡呀。扔衣服和鞋子时我突然难受起来，看着那些曾有肌肤之亲的东西，和垃圾混在一起，觉得自己的某一小部分也随之而去了，又兼有一种剁手党现世报的惭愧——这里最便宜的就是衣服，我买了那么多，现在它们都卷在黑色垃圾袋里，沾上了黏糊糊的东西。

真正打起包来，你才会意识到这一过程少有长远眼光参与，也基本不考虑物种多样性。我在箱子里放了太多的衬衫和短袖，就好像北京只有夏天似的，而所有的短袖里，我又优先留下了在美国买的，虽然它们除了新，几乎一无是处。书亦如此，码好我非带不可的那些书以后，剩下的选择就完全变成了情绪的产物——在打包的最后阶段，在跑上跑下扔了好几袋垃圾后，我终于陷入了传说中的离愁别绪。我看看沙发，好像自己昨天还躺在上面睡了个悠长午觉然后起来翻阅赵鼎新先生某本专著似的，但那已经是10个月以前的事儿了，那本书也被我送了人。我又看看阳台，那里一如既往空荡荡的，我怎么从没想过在那里放把椅子，喝茶看书呢？我把一本切·格瓦拉放进箱子，放弃了领导力的专著，其实我挺喜欢那门leadership的课，它多多少少改变了我的成见，但此时此刻，我觉得，怎么说，那不是我啊。睡前想起在校园里夜跑的日子，又爬起来把那条灰色的运动裤从衣柜翻出来，抢救上方舟。

看清结局确实困难，我费劲打包的许多东西，回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碰过，正如我的邮箱仍然保留了学校的各种邮件组，但很少点开了——我一度还指望靠它们营造一个小小的信息瓦尔登湖，但隔了山岳，你没法儿假装继续某种生活了。自那以后8年又过去了，在2022年，那场漫长的告别好像还没结束，或者说，时间被错置了，看什么都像是告别，到处都是似乎从未存在过的昨日的世界。那些当年常用的App，也随着我几次更换手机保留得越来越少，但坎布里奇的天气我一直没删，不时看看，想象一下那边的雨雪与春光。

偶尔翻看当时的日记尤其是朋友圈记录时，我会不可救药地掉回去——某些小小的旧时慰藉长久得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暴风雪夜里窗外一盏暖黄色的路灯，秋日查尔斯河的粼粼波光，我现在还记得泰国香米炒虾仁的味道，还有亚超买的黑木耳热水匆匆泡发后产生的脆脆口感。住处往西不远有一家冷清的咖啡馆，社恐发作时我就去那里喘口气，或者往更西边跑，到fresh pond边散步，想象一种“野性西部”，在那里每个人都改头换面，重新做回自己。想起来，我应该给未来的房客留一张纸条的，告诉他们厨房里那些奇怪的香料可以做出一种叫肉骨茶的好喝的汤来，极适合波士顿漫长的冬夜。

康科德大道29号最终只剩一些琐碎的私人记忆和情感，它们无法打包，但也无法被夺走，在这个意义上，当年切尔诺贝利小城的人们，最后一次回到自己被污染的家中，有人选择带走一些科幻小说而不是眼下的必需品，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有谁敢打包票说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呢？我继续翻着当时的日记，2014年3月6日，我在开头写了“kiss the rain”几个字，什么意思？完全记不起来了，继续读，“又是黄昏时，因为天气明亮，每次这个时候阳台外的屋顶树尖就被小半圈金色的光芒环绕，好像整个世界就在我眼前，张开双臂便可揽入怀中，而它却慢慢沉下去。”

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