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新消息丨《群书治要》中的反腐倡廉思想
《群书治要》是一部被称为“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经典。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治国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对反腐倡廉思想的论述深入而全面。学习《群书治要》,可以使我们深刻反思腐败的根源及其治理策略等问题,对于党员干部全面认识和实现“不想腐”、一体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一、顺应天道,礼主刑辅
古人治国理政首先强调要顺应天道。所谓天道,就是《老子》中所强调的:“天之道,利而不害”,这种利而不害的天道在孔孟儒学之中体现为强调要以仁心施仁政。因此古人以礼、乐、政、刑来治国,用礼来约束人过度的欲望行为,用乐引导人达成中和宁静的心态,通过政治制度激励人符合礼义道德的行为,设立刑罚惩治违背礼义道德的行为。礼、乐、政、刑四者的顺序不能颠倒,特别是把刑罚放在最后,体现了古人以礼乐教化为主、以刑罚处罚为辅的“仁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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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两人互相控告,孔子把他们关进了同一牢房,三个月都没有判决。后来父亲撤诉,孔子就把他们都释放了,没有再追究。鲁国的大夫季孙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他问:“司寇,你欺骗了我。我曾经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就可以警戒全国的百姓都尽孝,但是您不把他杀掉,反而把他赦免了,为什么?”
孔子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身居上位的人无道,没有教育、引导百姓走正道、行孝悌,结果百姓犯了罪,就把他们杀掉,这不符合情理。不教导百姓培养起孝心,却用孝的标准来审判,这是杀害无辜之人。全军溃败不可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惩罚百姓。这是因为身居上位者没有实行道德教化,罪责并不在百姓的身上。法令松弛不严谨,却诛杀甚严,这是残害;横征暴敛没有一定时节,这是暴政;不事先教化百姓,却苛求他们尊礼守法,这是虐政。如果政治能够杜绝这三个方面,然后才可用刑。
孔子接着讲述了道德教化的步骤。首先要为人们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并且以身作则,让人们信服。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地去作恶了;如果宣讲了道德之后还不行,就要尊重贤德之人,劝勉百姓向善;有德之人能够身体力行,又能够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讲解出来,让大家都去学习效仿,社会就会安定和谐了。所以,古人特别尊重老师、尊重贤德之人。如果这样做了还是不行,就要废弃罢黜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让人们生起畏惧之心。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端正。倘若还有一些奸邪之徒顽固不化,最后才对他们施以刑罚制裁,这样民众就都能够明理而知耻,而羞于犯罪了。于是就不需要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而刑罚也可搁置不用。然而现在的社会(指当时的社会)却不是这样,社会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人们不知不觉地犯了罪,于是又用刑罚来制裁他们。结果,刑罚愈来愈繁多,但是犯罪的人却数不胜数。社会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老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
孔子的这段阐述非常明确,强调首先要教化民众,如果民众因为没有伦理道德的教化而做了邪曲不正的事,应该给予宽恕。但是宽恕之后,还是一定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让民众知道为人的本分和应尽的职责。
二、顺应人情,教学为先
古人治理国家还强调必须顺应人情。所谓人情,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既然富贵是人人所欲求的,那么如何避免人们为了追求富贵而不择手段呢?那就是首先要通过教育来加以引导,使人理得心安,然后再通过制度来加以激励和约束,最后才通过刑罚来惩治。
希求荣华富贵是人之常情。如果要想让人、特别是官员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首先就要对之进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使之明理。
《群书治要·魏志》中记载,王昶是太原郡晋阳县人,后来升任了兖州刺史,他为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取名时,都依照谦虚和诚实的意思,体现出他对儿子和侄子们的期许。他的侄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他自己的儿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
王昶告诫他们说,为子之道最重要的是珍爱自己的身体,培养良好的品行,并以此来使父母的名声显扬。孝敬仁义是各种品行中最重要的品行,也是立身的根本。人们只有讲孝敬,家族内部才会安定;讲仁义,才能深受乡亲们的尊重。但是君子有时候能得到富贵声名,但是却不想要或不愿意要。这是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而得来的名利。人生值得担忧的事,是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放纵欲望而不知满足,所以,才会有遭受困辱的忧患,才会犯下令人悔恨的过错。常言道,人不知足,往往会丧失其所拥有的,知足的富足才是长久的富足。观察往事的成败,看清将来的吉凶就会明白,追名逐利、贪得无厌的人,没有能保持家族不衰而长久享有福禄的。希望你们立身处世要遵从儒家的教诲,奉行道家的箴言,所以用深沉、静默、谦和、淡泊之意为你们取名字,希望你们顾名思义,不敢违背、逾越圣人的教诲。在古时候,盘、盂上铸有铭文,几、杖上也刻有教戒,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到圣人的教诲,以提醒自己不要有越轨行为。更何况这些警言就在自己的名字之中,能不随时提起警诫吗?接着,王昶写道:“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大凡事物发展过快则衰亡也快,缓慢稳定地发展则容易有圆满的成果。早晨开花的草到了傍晚就凋落了;而茂盛的松柏,即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所以,德高才大的君子忌讳速成。
松柏到了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是因为松柏有深根。《大学》上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德是根本,财富等只是末枝。“财”不仅指财富,还指一个人的声望、地位等。古人说“厚德载物”,一个人的德行深厚,才能承载高名、厚禄、显位而没有祸患。这正如植物根深才能叶茂。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凡事愈是求迅速,愈是达不到目标;仅仅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结果反而把大事耽误了。《大学》中还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财富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也必将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如果官员追求财富,想一夜暴富,采取了种种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坑蒙拐骗的手段,最后使自己锒铛入狱,这就是“欲速则不达”。
古人教诲后人用心良苦,还把败散钱财的方式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是官府,官员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换来的金钱,随着自己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也被没收、充公,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是水灾、第三就是火灾,即不义之财还可能会被洪水漂夺走,被大火焚烧掉;第四是盗贼,古人讲“盗亦有道”,专门劫富济贫,偷盗、敲诈、勒索为富不仁之人;第五是不肖子孙,即败家子、啃老族等,也会把不义之财败散掉。
《群书治要·尚书》中讲到,看一个官员是否有发展前途,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观察:“内作色荒”,一个人在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外作禽荒”,在外又兴起游猎的风气;“甘酒嗜音”,喜欢饮酒没有节制,还迷恋歌舞、靡靡之音;“峻宇雕墙”,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绘着图饰。“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上述情况有一种出现了,就没有不灭亡的。后面还有夹注,“此六者,有一必亡,况兼有乎”!以上所说的这六种情况有一种出现了,就必定会灭亡,更何况这六种情况全都出现了呢?如今很多高官纷纷落马,但基本都有以上表现。
所以,要对官员进行官德教育,最重要的使官员明白长久保持富贵的道理:“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群书治要·周易》)。“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群书治要·孝经》)。“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这样,才能使官员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势做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从而避免身败名裂乃至“富(贵)不过三代”的悲剧。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因为古人所读的经书皆与天道人情相应,因此理得心安,不会轻易作恶。譬如,《群书治要·周易》中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尚书》中讲“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老子》中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等,都成为古代读书人立身处世的原则,使他们不仅不会轻易作恶,反而还熏陶出了如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节操。
三、高薪养廉,不必腐败
古人的道德教育并非空洞的说教,而是从各种激励制度上为“不想腐”创造“不必腐”的条件。古人认为,从国家招揽人才的角度而言,对于真正的人才,除了提供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发挥他们的才能以外,使他们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并给其良好的荣誉也是十分必要的。
《群书治要·墨子》中记载:治国之人,都希望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民心安定,但是却难以达成。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治国之人不能以“尚贤使能”的原则来办理政治,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的贤良之士愈多,社会风气就愈淳厚。所以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但是如何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道理很简单,就像如果想让国家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愈来愈多,就要让这些人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并得到良好的声誉。因此,若想国泰民安,就要使贤德之人富裕起来,受人尊敬爱戴,让他们处于高贵的地位,受到赞誉,这样国家的贤德之士才会愈聚愈多。所以,古代圣王治国理政奉行这样一句话:不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让不义的人尊贵,不亲爱不义之人,不接近不义之人。
《群书治要·韩诗外传》中记载:宋燕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回来之后,便招了门尉陈饶等26个人说:“诸位大夫,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诸侯国?”结果陈饶等人都趴在地上,无人应答。宋燕叹气道:“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但却难以使用?”陈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是您不能够正确的安抚他们。”宋燕问:“此话怎讲?”陈饶说:“您给士人的薪俸,只有三斗的黍稷,结果他们养家糊口都不够,但是您家的野鸭、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果园种满了梨子、栗子,后宫妇女用这些果子互相投掷,但是士人却从未尝到过一颗,这是您的第二大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的装饰在厅堂之上,随风而破败,但是士人却不能用它做衣服的滚边,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视的,您连自己所轻视的东西都不能付出,却希望士人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制造的是软质而不锋利的铅刀,却希望它能像名剑干将那样锋利,岂不很难办到吗?”宋燕一听,便知道自己错了,他不能待人以仁,士人又何能与他共进退、同甘苦?所以尊敬贤才,给予其足够的俸禄,使其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基本要求。因此,在《群书治要》中也出现了类似关于“高薪养廉”的必要性的讨论。
《群书治要·傅子》中说,“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谁不希望官吏都很清廉?但是不知道怎样使官吏清廉,而一味地要求官吏清廉,这就如同搅浑了水源,却希望水流很清洁一样。至于如何使官员保持廉洁,《傅子》上做了一个比喻:即使像伯夷、叔齐这样廉洁的人,让他们任官做事,但是给他们的俸禄却很微薄,他们既不能养活自己,也难以奉养家人,结果必定会导致他们营取私利。从孝道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道不能亏失;但从国家法制的角度出发,营取私利又触犯了刑法。这样他们便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滋生怨恨,怨恨心一产生,仁义的道理也就衰落了。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对这种情况做了更形象的比喻:对于俸禄不足的官员而言,希求他们奉公执法,就像是“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困难。即让饥渴的马守护水源,让饥饿的狗看护肥肉,若想让牠们不越雷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世间存在着有傲骨、够清廉的人,但百中难觅其一。仅凭道德修养的约束,不能够使所有官员都洁身自好,圣王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国家必须给官员丰厚的俸禄,以防止其不必要的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