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我能走上文学道路，跟路遥大有关联

路遥故居｜@图源网络

清涧路上

文|叶广芩

(资料图片)

1998年夏天，我因为采访石油的事情到陕北。汽车在土路上轰隆隆地开，太阳在头顶白花花地照；干燥、闷热，我变得无精打采，昏昏沉沉。车窗外是一抹的黄天厚土，单调枯燥，偶有绿树也仿佛被日头晒蔫了，像是打不起精神的病人。我半闭眼睛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司机说是清涧。

在清涧途中我睡去。

昏睡中好像没了车子，我走在松软的土路上，一路是小坡，脚下的暄土烫脚，一脚踩下去，土将脚面都没了，一步一步走得很艰难。我不知到这里来干什么，我的目的地又在哪里，心里很茫然。猛抬头，见坡上悠闲地坐着一个穿夹克的汉子，一双白旅游鞋在山区土路上显得很独特。汉子抽着烟，背对着我，没有风，他吐出的烟将他自己缠绕住，缥缈得有些恍惚。我停住脚步，想这个熟悉的背影是谁，我们为什么会在这样荒僻的地方相遇。我抬了抬手招呼他，嘴里却发不出声音，一时，彼此又像隔得很远很远……汽车一颤，我倏地睁开眼，头脑竟是万分的清醒，想着刚才那个梦，后悔没有继续做下去，终没看清楚山峁上的人。

路边有碑，唰地闪过去了。我问是什么碑，司机说大概是村名碑。我说我觉着不像村名碑，好像是什么纪念碑。我要求司机回去看看，司机说，几公里都出去了，算了吧。我坚持往回开，凭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认为我应该回去看看。

司机不得已往回折，终于来到那碑前，我一看，慌忙下了车。

路边黑色的大理石碑面上刻着四个字：

路遥故里

路遥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他那贫困闭塞的故乡，我没想到竟是这里。记得当时他还跟我说，他们家乡的人种是汉人和匈奴的杂交，男的彪悍精良，女的美丽干练，非关中人能比，为此他戏称自己是“杂种”。当时我的回应是，“杂种好啊，就跟陕单玉米1号似的，高产，在西北地区普遍推广，颇有市场。”他还说《三国》中的吕布和貂蝉都是陕北人，陕北人不光有英俊的外表，内心还有一股韧劲儿，别的地方人不行。因为熟，说话都没有遮拦，常常是信马由缰地胡扯。现在，无意中来到了他的故里，心里一阵发慌，竟不知如何是好。我对司机说，这是我的朋友。司机说，险些错过了。

路边有家小饭铺和一家小卖部。小饭铺经营的是羊肉饸饹，小卖部卖的是手纸和白酒。这些东西和这黄山峁，和这干涸的川道很是相得益彰。两个女人站在各自的铺子门口看着我，也不招呼，原因是知道我肯定不会在这儿吃、在这儿买。从她们壮硕的身材上我找不到貂蝉的影子，这里大概离那位美女的家乡还远。

我问她们路遥的家离这儿有多远，她们指着马路对面的土山峁说，上去走半个钟头就是。我问家里还有谁，说是老人还在。我要上去看看，女人们说，那家的老人出门去了，屋里没人。

望着那荒蛮的山峁，望着那迤逦而上的小路，我有些感慨，从这条简陋单调的小路上走出了路遥，走出了一个作家，走出了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与我们共同走了一段路之后又匆忙地离开了，留给我们的是文学的轰响和难以忘却的精彩。我们今天再想起他的时候，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是时间的距离。他初离去时的大悲大痛已为平静所替代，十年，生活在雕刻着每一个人；十年，世事的变化太大，我们的变化太大。不变的只有路遥，死亡为他留住了美好的年龄，四十二岁；死亡为他留住了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年代1992年。

十年前的我们，就是今日的路遥。

1992年4月，我刚从日本回来，对国内的一切都觉得新鲜，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谈论改革。《延河》的子心陪我一块儿去看路遥，是晚上，他正在洗脚，弯腰很困难，脸色青黄，这是肝气瘀滞，肾衰竭的症候，我想他是病了。他说，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他说，不走了?我说不走了。他说，你在日本鬼子那儿都学了些什么?我说，历史，主要是研究“二战”。他咧了咧嘴，表示不理解。我祝贺他得了“茅盾文学奖”。他说，奖金一万块，还没出北京，一半就请了客。我说，这奖金没有我在日本打工刷碗挣得多，但是我刷碗没有你得奖有名。大家就笑，路遥说，回来好，咱们搞的是中国文学，不能老在外国待着，那样就没根了，飘着。

路遥的话很对，我后来在日本也写过一些国内题材的小说，例如长篇《注意熊出没》和大宅门的《不知何事萦怀抱》等等。写作的艰难阻涩，言语的枯竭贫乏，是从未有过的。这些作品，虽然发表了，但是反应平平。我就想到了“飘着”的话，作家的语言环境、生活环境一定要浸润在所表达的作品中，那样才能真正地文思泉涌，才能真正地得心应手。当然，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作家可以脱离环境写作，但是我不能。我太敏感，太在乎环境和氛围，这或许是我没出息的表现。

去拜访路遥的那天晚上，是个黑暗的晚上，尽管路遥矢口否认自己有病，我还是提醒他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身体。我告诉他，日本那位研究他作品的美丽女教师吉冈由纪突发心脏病，永远地不在了。吉冈平时使用的书籍全部送给了西安交大，是我一本本挑选整理，寄回国内的，那些书上还沾着死者的手痕……路遥听了许久没有说话，脸色变得更加灰暗。吉冈是子心、路遥和我共同的朋友，他们曾经在我简陋的家里一起吃日本饭“鸡素烧”。由吉冈主炊，材料都是新从日本带来的，我们喝的是“大关”清酒。饭桌上，日本人唱的是中国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路遥唱的是日本的《四季歌》。

那天晚上从路遥家出来，心里总是有些不踏实，但我绝没有想到，这是我与路遥生前相见的最后一面。后来听说他病了，住在第四军医大学医院里，守护极严，不让人探视。我能理解病人的心态，这种心态我也有，特别是对于要强的、自尊心很强的人，极不愿意将自己虚弱、无助、悲凉、倒霉的一面示人。躺在床上接受别人言语苍白、千篇一律的安慰是一种尴尬和难堪，是一种无奈的应酬，没意思极了。很多人去看望他，都碰了钉子，我也不敢去贸然探望了，想的也是对他的一份尊重。有得到允许进去的人告诉我说，路遥瘦得脱了形，但精神还好；有的说已经出现了语言障碍……言语各式各样，路遥在我的心里，仍然是那个丰满、鲜活、诙谐、热情的朋友。我想，以他的毅力和心劲儿一定能熬过这一关，四十二岁，年轻得很……

我是在渭北煤田听到路遥去世消息的，是早晨的广播，播音员的声音很沉重，我的心也很沉重。当时跟我在一起的还有作家董川夫，川夫说，可惜了。我没有说话，后悔没有到医院去看看路遥，有时候希望也能误事。渭北塬上的11月，天气已经很凉，一条薄雾的带子裹着不幸的消息在田野间飘荡，在散落在地头的枯黄的苞谷秆间穿来绕去。这使我想起我在《延河》发表的第二篇小说《飘荡的烟》，编辑就是路遥。小说里说的是人死了，往事升华散净，便化作清纯细致的烟，到它该去的地方去。

现在，路遥也化作轻烟，走了。

那篇小说写得、编得都实在的不吉利。

我的第一篇小说编辑也是路遥，那时他是《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组长。小说是寄给编辑部的，那时我是医院的护士，对于编辑部完全是陌生的。我的第一篇小说经过编辑王晓新的手到了路遥跟前，他看了稿子觉得很奇怪，文笔是熟练的，风格是京腔京韵的，从作品看，不应该是初学，但是他实在不知道叶广芩这个人是谁。他给我很郑重地写了封信，称赞了这篇小说，信的末尾又加了一句：真的很不错。问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没有回信，因为我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也压根儿不关注当时的作家有谁谁。事情就搁下了。后来，没见过面的路遥推荐我加入了省作协的读书班，脱产三个月，集中学习，专门研究文学创作。学习班的学员都是发表过许多作品的作协会员，只有我是个只发表过一篇小说的“白丁”。我胆怯地问同在一起学习的诗人马林帆，参加省作协得有什么条件，他说得有大量有影响的作品，要出过书，有两名会员推荐，还要上作协的正规会议讨论才行。

我知道我是没戏了。

直到三年后，我才第一次见到路遥，是在作协的新春茶话会上。他特意过来跟我打招呼，人与我想象中的样子相差无几，性格却是出奇的活泼，第一次见面，便很熟悉地跟我开玩笑，仿佛我们早就认识了。80年代，几乎每年作协都搞新年茶话会，大家见面的机会比现在要多得多，作家之间的关系也紧密得多。我和子心、王观胜、冯积歧、黄卫平、文兰……属于作协扶植的新一茬儿作者，人称我们是第某某梯队。我们对梯队没有兴趣，用自己的话说，我们是一拔子“小泥鳅”，在泥塘里拱来拱去的“小泥鳅”。“小泥鳅”们没负担，快快乐乐，经常在一块儿聚会，喝点小酒。那时候路遥已经成了龙，他的小说《人生》得了全国中篇小说奖，在国内影响很大。成了龙的路遥在我们这群“小泥鳅”里混得很滋润，很有人缘，跟着我们一块儿逛临潼，一块儿到家里喝酒。我相信，至今不少“小泥鳅”的手里都存有当年鱼龙混杂的出游照片。

细想我能走上文学道路，从一个普通的护士到一个专业作家，跟路遥大有关联，不是他的认可，我发不出第一篇小说，不是他的推荐，我进不了“读书会”。他是我进入文学之门的领路人，是我应该永远记住、永远感激的朋友。

90年代，是陕西文坛的一个太灰暗、太悲哀的年代，蒙万夫、李建民、杜鹏程、魏钢焰、路遥、邹志安、李佩芝、李昶怡、王汶石……相继离开了我们。大家接二连三地到三兆去送葬，已经送得让人有些怕了，走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中年，其中不乏我们中的“小泥鳅”……

在感受到生命沉重的同时，也让人悟出：活着，便好好地活着。享受生命，享受生活，珍惜每一天，珍惜爱情和友谊。善待自己，善待家人，善待朋友，让心永远处于舒展之中。去了，便就去了，不留遗憾，顺其自然。

我记得，1998年那个夏天，我从“路遥故里”登车继续上路，再没有睡意。天阴了，西边天际出现了浓密云朵，滚滚雷声。我明白了，是路遥，等在家乡的山峁上，安排了我们这次相遇。

他又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黄土地……

（*本文选自叶广芩《没有日记的罗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