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富足的民族，却因幸福而忧惧？洪水文化如何孕育自由之国？

洪水文化如何孕育出荷兰人的自由秉性？战胜洪水就如同战胜西班牙的暴君。

古典人文主义美德用“疏导”来教化和驯服肆虐的洪水。船长和工程师的结合，从淤泥和海水中造就了繁荣。治水带来的丰饶又引发了被物欲横流淹没的恐惧。加尔文教义的劝诫和人文主义自我克制的原则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爱国主义。洪水文化亦能结出自由之果。

洪水文化如何孕育自由之国？

(资料图片)

无论对与错，抗击海洋“暴君”和抗击西班牙“暴君”这两场保卫战之所以遥相呼应，不仅仅因为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人们心中，这两场战争的相互关联是有原因的。沉默者威廉任命荷兰省和西弗里斯兰的巡堤官表明，他接受了即使不是法理上的（de jure）也是事实上的（de facto）权力，尽管他心不甘情不愿。维林格在《堤防论》（Tractaet van Diekgie）中描述说，与水患的抗争和反抗西班牙的战争是可以互换的：“你这个俄刻阿诺斯的敌人，不眠不休，无日无夜，如同一只咆哮的雄狮突然降临，企图吞噬整片土地。保住你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虽然维林格在1579年辞世，正值在联合省形成时期，但至少有一点，即对于将抗洪方式联合起来之必要性与“布拉班特、荷兰、泽兰、佛兰德斯、埃诺和阿图瓦联合起来抗击敌人要远远好过单打独斗”，他进行了明确比较。

（佚名，《西班牙人在安特卫普的暴行》，安·德·斯特鲁姆博物馆）

在建立荷兰国家的过程中，水与火的考验是密不可分的成长经历。在维林格和莱赫瓦特著作里带有历史意义的训诫中，两者的道德对应物反复出现。维林格通常给人们的印象是个粗糙的老水手，其实他出生于贵族家庭，他本人也是个有着大量产业的地主，而且，显然受过很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比如，他大大咧咧直言不讳的外表并不妨碍他在讨论加固防波堤或挖掘沟渠时恰如其分地引用加图或者奥维德的话。他的回忆录大量引用了北方人文主义大师库恩赫特和斯皮赫尔经典作品中的格言警句。因此，尽管维林格对于建造、维护堤坝的技术细节非常关注，但说他创立了人文主义的水利学哲学，一点儿也不为过。理性是对力的偏爱，因为如果洪水遇到的仅仅是障碍，那么它对这要塞（fortse）的回应是加倍的报复。但是以流线型的河流切割进行“疏导”就可以起到驯服洪水的作用。耐心、坚韧、智慧、谦逊，这些古典人文主义美德在他的作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假扮堤坝专家的恶棍和傻子（robauwen en boterriken）被斥责为充分暴露了无知、懒惰、贪图享乐（gemakzucht）、酗酒以及嫖妓等典型的恶习。在道德地理学家眼中，绝对不允许浪费时间，要有效地利用时间（这是人文主义而非加尔文主义的创新用语）。可以巧妙地运用上帝提供的最简单原料成就伟业。“看看小型水坝（dammekens）吧：它们只是用泥巴压住柳枝编成的篱笆，但是它们以最低的付出带来了多么大的利益。”维林格与人文主义教育学使用同样的风格，他将洪水视为狂野的自然因素，必须被教化、驯服：屈从于文明人的意志才能变得驯顺。他写道，海流和溪流“如同绿色的大树枝，在嫩的时候可以被弯来弯去”，或者“如同顽皮的孩童，必须让他们在婴儿期就受到教化”。在他笔下，不服从治理的水流类似社会不良分子，在它们与其他难以驾驭的洪水合流成充满敌意的狂暴力量之前，应当将其扼杀，这是维林格反复使用的一个词。

（《1421年“圣伊丽莎白日”大洪水》。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相反，荷兰社会最高尚的品德、最强的凝聚力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时刻，就是在其面临最大险境的时刻。维林格写到这一点的时候使用了富有感召力的社群主义语言。“必须动用我们共同的资源、共同的力量抵御外敌，因为如果你退让一小步，大海就会吞噬一切。”在描绘这样一个非常时刻的时候，他描绘出了一直是荷兰市民官方理想的公民利他主义和共同目标的图画：

我看到了大地面临的危险……堤坝上的间隙被撕开，大部分堤坝塌陷，形成了一个深深的缺口，危险万分。清晨，我派鼓手召唤所有人上工。那些没有手推车的妇女就用围裙搬运泥土；另外一些人则用肩膀扛起装满泥土的麻袋，还有人在扎木条……我得以召集一大群人，我们终于成功地堵住了缺口……没有见过老海神的狂怒和丑陋的人在丧失土地的时候不应该抱怨。

此外，处于险境中的优秀社群与安逸的宫廷恰恰相反。没有贵族讲排场的空间。那些将地位置于责任之上的人没有资格获益。维林格对于“穿着拖鞋和无袖外衣、披着精致的毛皮披风、在堤坝上一无所用的人”充满蔑视，“他们（那些抗洪的人）从孩提时代就必须习惯于艰苦劳作；他们是那些足蹬打了油的皮靴的男人，是那些能在严酷的天气中立的男人。他们必须能够在狂风暴雨冰雹之中巍然立”。与历经雨打风吹的共和国英雄形成对照的是这样的人：“一个从海牙来的阁下，如此热爱胡椒蛋糕，须臾不能离开，他把雌孔雀下的蛋放在衣兜里，以为能孵出个小孔雀来。”

在这个“水文地理”文化中，维林格和莱赫瓦特是互补的。一个是抵御灾难的能工巧匠、恶劣天气中虔诚的船长和导师；另一个是带来丰饶的工程师，将高尚道德和聪明才智相结合，能从淤泥和海水中造就繁荣。莱赫瓦特，人们给他起了个流行的昵称“扬·风”（Jan Wind），渴望看到在最雄心勃勃的垦殖计划中至臻至美地完成荷兰史诗——哈勒姆梅尔排水工程。如今已经是供喷气客机起降的史基浦机场的地方，当年是5米深，方圆18, 000公顷的巨大内海。莱赫瓦特的计划在规模上有着古埃及人的气魄，投入数百座风车，召集数千名劳动力，动用三百五十万荷兰盾的投资。尽管安东尼·德·霍赫（Antonie de Hooch）聚拢了第一批财团，不过，连荷兰贵族中最有冲劲的企业家都在如此高风险的投资需求面前却步。只有等到19世纪蒸汽时代到来，哈勒姆梅尔才有了莱赫瓦特憧憬中兴旺的农场和肥硕的牛群。

（荷兰哈勒姆的圩田）

虽然没有达到这一终极目标，但是将荷兰社会描述为具有大洪水气质并不为过，就像考古学家也许会用同类词汇来描述古代尼罗河流域或恒河流域的文化一样。荷兰人在17世纪的敌人很快就将这种半水生的生存状态和两栖动物的下作特质——青蛙而非狮子——连在一起，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手下的宣传鼓动者们就是这么揶揄的。作为宣传者的一员，欧文·费尔萨姆（Owen Felltham）曾把共和国描绘成“宇宙的泥潭”，“世界的屁股”，“腌菜缸里的绿奶酪”，不过他是个带有批评眼光的崇拜者，还是承认了共和国战胜洪水的英雄业绩。他在1649年写道：“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神，因为他们为海洋设定了界线，让海水按照他们的规划来来去去。”自相矛盾的是，荷兰人并没有把这个具有神一般能力的比喻当成恭维，认为这未免过于狂妄自大。他们太清楚他们的安危和繁荣取决于上帝慷慨的恩惠和仁慈。反过来，也就要遵从祂的戒条。也许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基督教的大洪水文化之中，即洪水的运行可以对他们的安全与自由做出仲裁。洪峰是带来祝福还是诅咒，胜利还是惩罚，朋友还是敌人，预兆还是毁灭，从中他们可以得知是否能够继续得到万能上帝的庇护。抗击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就是明证，对此从来无人怀疑，至少加尔文派编年史作者、传教士和历史学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在1668年献给德·维特的、赞颂第二次英荷战争胜利成果的凯旋文集《尼德兰颂》（’t Verheerlijckt Nederland）收录的雅各布斯·利迪乌斯的作品中，他表露的感情既像在敲警钟又像自鸣得意：“当人们问道，显得如此弱小的尼德兰人如何能在陆地上战胜敌人，在海上摧毁敌人，如此多次地在千钧一发之际夺得胜利……我们只能说，只有通过上帝与其尘世的儿女（Nederkinderen，低地的儿女）之间永远的契约这些伟业才能完成。”同样，在1573年，沉默者威廉也提到与那王中之王结成的“een vast verbont”——不可动摇的联盟——自然会取代任何对仅仅是一国之君的西班牙国王的尘世效忠。

其他用文字和形象传达的圣典警示强化了所罗门王国的命运，比如：伯沙撒的盛宴，金牛犊。传达的信息完全一致。如果利润和黄金取代了信仰，新耶路撒冷就会重蹈覆辙，步尼尼微和巴比伦被毁灭的后尘。正如同他们从洪水中立起来一样，也有可能再次遭到灭顶之灾。1653年，当阿尔布拉瑟瓦德再度被淹没的时候，瘟疫在各个城市中肆虐，在对英国人的战争中遭受重创，荷兰到处都在进行straf-predikaties（关于惩罚的布道）。利迪乌斯口若悬河地对那些漫不经心的人大声疾呼他的哀诉：

罪恶随着滔天的洪水而至

大地被夷平

就是这些罪恶使沉重的大棒

在主的手中高擎。

循规蹈矩，很难取胜。荷兰社会的成功，即物质的丰饶，是历经艰险考验的回报，一旦达到供过于求的拐点，恰恰成功本身就变成了威胁。诗人扬·克鲁尔（Jan Krul）在《论需求以及其他尘世物欲》（Wereld-Hatende Nootsaackelijke）中写道：“财富横流折磨着心灵，将心灵埋葬于最深重的煎熬之中。”在另外一部虔诚的作品中，1655年的德赖普大火被描述成“上帝愤怒的爆发，是对居民以及他们对财富贪欲的鞭笞惩罚”。非加尔文派剧作家冯德尔用类似的措辞发出警告，阿姆斯特丹在“商品（stof）横流之中被窒息了，被软化了”。在扬·斯蒂恩描绘一个平凡家庭做餐前感恩祷告的动人画面中，挂在墙上的说教题词来自于《箴言》30: 7—8：

我只求你三件事

首先是爱我主上帝

不要财富横流

但是渴望做最明智的祷告

我在这山谷中过着体面的生活。

（扬·斯蒂恩，《吃肉之前的感恩祷告》，1660年。阿什科姆夫人藏画，休德利堡）

荷兰文化中有一句至理名言，洪水所带来的，洪水也能带走。因此，他们对于被淹没在贫苦与恐怖中的惧怕正好与对于淹没在穷奢极侈和罪孽中的惧怕相互平衡。为了保卫国家来之不易的自由，即使获得上帝的援手，仍然需要水所提供的力与能量这些物质资源。但是，如果他们开始沉迷自满与富足，就会招致报应，这报应或来自残酷的天气，或来自傲慢贪婪的邻居。荷兰纹章上边的图案是跃立的雄狮守护着带有围栏的丰茂的花园。他的剑依旧高擎，但是如何敏捷而准确地挥剑却是这个新以色列的世俗守护者们的问题。所罗门必须保持睿智，约西亚必须保持纯洁，希西家必须继续忏悔——否则，那里的城堡和神庙就会被夷为平地。

对于这些困境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案。虽然加尔文派劝导基督徒顺从，但他们的学说却没有提供支持，而把在适度与过度之间划界的责任委托给了世俗当权者。这些地方行政官中不少人都引用加尔文派之前的人文主义的自我克制原则作为指引。后来被认为是典型荷兰人的一系列包罗万象的社交礼仪规则——包括餐饮、着装、两性关系诸方面——正是这个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地区提供的这类指引是他们的独有财产。正如人文主义在社会文献中是一个国际习惯用语，因此也存在一种继承加尔文教或清教风格的劝诫跨越了国界。甚至在新教欧洲以外，在力图寻找对共同体安全最有利做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同样对于物质主义在道德上暧昧不明的问题。但是，无论在16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或18世纪的伦敦，资本主义力图使自身显得更有道德这种矛盾的张力都是相同的，然后其社会形式和从中派生出来的词汇却是每个社会各具特色。最好把它概括为一种虔诚的爱国主义，按照定义它既是普遍的，也是具有地域色彩的现象。

将物质主义道德化的努力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文化痴迷。重新出现的诱惑剧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看到波提乏的妻子和饥肠辘辘的以扫再次出现在17世纪的文字和图像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对于这一痛苦做出最渊博而富有诗意探索的，既不是加尔文派教徒，也不是荷兰人，而是歌德的《浮士德》（Faust）。不过，浮士德在临终谈话中道出了救赎的愿景，那正是重复了荷兰式自由的道德地理。他想起了一个伟大的垦殖计划，从腐败的泥沼和泛滥的洪水中拯救灵魂和土地。如此，人们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不是在诱惑性的闲适中，而是在不断发生的危难与折磨中，他们的自由可以受到再次确认。

自由与命运

只垂青每天努力的人

（《尼德兰地图》，仿约翰·杜蒂许姆1598年作品，原作藏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正当浮士德对新土地的赞美成功地“为汹涌的大海筑起边防”，梅菲斯托费勒斯扮演起残暴对手的角色：溶解的预言者。对于浮士德迟来的利他主义，梅菲斯特与“老水鬼”尼普顿联手，冲破了他设置的屏障，让他的肉身不可还原地溶解了。不过，当梅菲斯特作为致命的洪水王子取得胜利的时候，浮士德的灵魂在对最纯洁的社会美德的至高热忱之中得到了肯定：最高贵的溺亡。他赞颂的新土地消除了污染，抵御住了灾难。这是在欢乐的韵文中呈现出来的荷兰景观的美德：

我为千百万人开疆辟土，

虽然还不安定，却可以自由活动而居住。

原野青葱，土壤膏腴！

人畜立即在新的土地上各得其趣。

勇敢勤劳的人筑成那座丘陵，

向旁边移植就可以接壤比邻！

这里边是一片人间乐园，

外边总有海涛冲击陆地的边缘，

并不断侵蚀和毁坏堤岸，

只要人民同心协力即可把缺口填满。

不错！我对这种思想拳拳服膺。

这是智慧的最后结论：

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

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这儿不断出现危险，

使少壮老都过着有为之年。

我愿意看见人群熙来攘往，

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之上！

（节选自西蒙·沙玛著《富庶的窘境》第一章《道德地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富庶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

为何富足的民族，却因幸福而忧惧？

沙玛为我们解锁荷兰黄金时代的文化密码，

唤起我们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反思。

作者：〔英〕西蒙•沙玛

译者：晓庄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页码：996页

装帧：精装

出版日期：20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