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要闻：转益多师，方能学有所成丨钟明奇读刘跃进《从师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与他的新著《从师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资料图/图）

《从师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先生的回忆性散文集，今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刘先生曾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杭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习、工作，在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出版《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古文学文献学》等著作；其中，《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获得“思勉原创奖”。《从师记》一书着重讲述作者四十多年来转益多师、悉心求学问道的学术生涯，成为中国当代学界一抹别样的学术风景。

一

(相关资料图)

《从师记》生动阐释了老师对于一个学者成长的重要性。作者在《走向通融》一书中写到：“一个学者在其成长过程中，转益多师，方能学有所成。而能遇到一个好老师，往往又会影响到他的一生。”作者出生于“大跃进”年代，从一个在干校与农村生活过的知青，一路走来，终成为成就卓著的学者，实为这个时代诸多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学者获得非凡成功的一个典范。我们自然不否认作者天资聪颖、踔厉奋发的奋斗精神，但若没有诸多老师的启发与诱导，那么，作者要取得今天这样的学术成就，恐怕还要探索更长的时间。作者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本对中国古典文学所知甚少，但词学大家叶嘉莹先生令人如痴如醉的授课，给作者打开了全新的视野，自此以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毕生的志业。作者离开南开后的一段时间，因为找不到具体研究学问的门径，曾相当苦闷；所幸不久在杭州大学古籍所师从著名楚辞学家姜亮夫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得到很多高明的指导，特别是从此深刻认识到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意义。嗣后，作者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师从对先秦两汉、中古文学颇有研究的曹道衡与沈玉成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作者因能在先秦文学、中古文学研究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绝不是偶然的。

作者在本书《引言》中说：“我心目中的老师大体有三种：一是直接授业的老师，二是间接师承的老师，三是衷心师淑的老师。”作者从师无数。一日为师，终生不忘。作者由衷感激那些能够唤醒自己心中美好理想、启迪人生前进方向的人。例如，点燃作者文学创作梦想的张云彩老师，坚定作者毕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信心的叶嘉莹先生，为作者规划治学方向的罗宗强先生；十分感念那些有真才实学、传授具体知识的老师，尤其敬重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但学识丰富，更有着远大文化情怀与瑰丽家国情怀的学术前辈，如叶嘉莹先生、姜亮夫等先生；永远铭记那些出于对后辈的爱护，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宝贵治学经验等不厌其烦、倾心相授、不求回报的人，如魏隐儒、王继权等先生。总之，使作者所永远不能忘怀的老师，诚如作者在书中所云，是既传道、授业、解惑，又富于坚韧不拔的人格魅力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激励作者不断前行的那些人。我国一向有尊师传统，如《荀子•大略》即谓：“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本书作者对不同老师的感怀与尊敬，在新时代犹有其至为宝贵的价值，实应发扬而广大之。

二

本书作为一部讲述作者求学问道故事的散文集，作者在书中还精辟地总结了诸多学界大家、名家的宝贵治学经验，以及作者自己独特的治学体悟，给人以大有裨益的启示。例如，叶嘉莹先生指出文学的力量在于兴发感动。一个文学工作者，对人生、对社会要有丰富的体验、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诗；姜亮夫先生指导做学问要从目录学入手，熟读《四库全书总目》，打通文史，不要做电线杆式的“专家”；作者自己则认为“凡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真正做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但是，所有的观念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基础之上。如果说文献基础是骨肉的话，那么文学观念就是血液。一个有血有肉的研究才是最高的境界”。作者归纳出四种研究经典的读书方法：以钱钟书为代表的开卷有得式的研究，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含而不露式的研究，以陈垣为代表的探源求本式的研究，以严耕望为代表的集腋成裘式的研究。如此等等，皆深造有得之言，诚为读书、治学之圭臬。但本书不限于此；与许多纯谈论治学经验的文章与著作不同，它更有着如同《后汉书》作者范晔所说的“事外远致”。

例如，作者对有关叶嘉莹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就没有简单地从“技”的角度，就文学而论文学，就学术而论学术，而有“道”的视角，有更深一层的体悟：“叶先生《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将杜甫的创作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站在历史的高度给予理解，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杜甫创作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时代，离不开人民，更离不开崇高的思想境界”；并进一步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叶先生备尝苦难，她“用生命书写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那种真挚、深情的爱，是叶先生传授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姜亮夫先生亦然。他固然有着极为丰富的治学经验，强调治学要有“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不作浮夸，不为文痞”，但同时认为“家国的情怀”永远不会过时。这就是说，是民族爱国思想支配着姜亮夫先生的学术研究。作者因此在本书中高度赞赏吴世昌先生“那一代学者，有很多人视学术为生命，把自己一腔的爱国之情，融汇到对祖国文化的深邃探索中”。总而言之，《从师记》既给读者以具体的治学方法论的启迪，但更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怀，一种坚毅的品格，一种恢弘的境界。

三

作为一部优秀的学者散文集，《从师记》在艺术上有其显著的特色，这就是作者在生动、细腻的叙述中，多有渗透在字里行间浓浓的真情与深情，相关叙写尤富于诗意与美感。这跟那些文字比较干瘪、客观地讲述治学经验的著述是很不一样的。例如，有感于大家、名家的著作给作者以巨大学术力量，本书中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始终抱有一种敬畏的态度，把学术作为毕生的事业追求，甚至视学术为生命。这是他们的共性，也是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其次，他们都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也许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是在这课题的背后，你却感受到坚实厚重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他们敏锐而果敢地抓住了他们所处时代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为二十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我觉得，这些大家、名家，是我们永远取法的榜样，是引领我们献身于学术事业并获得生生不已的力量源泉。”清代通俗文学大家李渔尝云：“情到极真文便好。”这段朴实的文字，娓娓道来，情不自已，既高度概括了大家、名家非同凡响的治学思想，同时也诚挚地表达了作者深深的敬畏之情与感激之情，读之不禁令人动容。

尤令人感佩的是，作者的相关叙写，不但富于深情，更有一种充满诗意的美感。例如，《记忆中的水木清华》一文，记述姜亮夫先生与作者回忆清华大学。此文结尾作者写道：“从姜老的书房出来，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落日的余晖映红了西边的天空。时惟早春，寒意未尽，而我内心却温暖如春。西溪旧地，道古桥边，谈话间，一个甲子的风云，好像在指缝间倏忽滑去，留下来的是对水木清华不舍的记忆。”又如《“小室无忧”——记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一文，作者描写魏先生的形象：“那天，阳光灿烂，朵朵白云像棉花团一样，似乎触手可及。魏老站在碧蓝的滇池边，清癯的身影、飘散的白发，还有那身不变的蓝咔叽中山装，定格成一幅难忘的画面。”这两段描写，既充满作者对母校清华与魏老的深情怀念，又极富于浓郁的诗意与独特的美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这就是说，出自大家之手的文学作品，必有强烈真挚的情感，新人耳目的景致，自然脱俗的言语，同时拥有追踪蹑迹的真实，蕴藉深刻的思想。《从师记》作为带有强烈自传性的优秀学者散文集，多有思想之美，真情之美，文辞之美，相信能得到读者的喜爱。

钟明奇